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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基上校——委员会秘书，据我的记忆，那一天不在场，担负秘书之职编写正式备忘录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下面的内容，以当时同时作的一些非正式记录为基础。
三个人，无一例外地，都处于一种盛怒状态。他们已经被意大利的恫吓所困扰，现在又被比利时的恫吓加倍困挠着。他们也被惹烦了。因为，在外交中存在着利益；比利时人可能打算在听众中说的话，并非对任何人都仅有微弱的利害关系。对于所谓比利时的重大牺牲和英勇忠诚之类的华丽辞藻，他们真是太熟悉了。
然而对M．海曼、范·德·赫维尔和M．范·德·维尔德来说，这是他们外出的日子，他们都不想使他们的固定发言被延迟。这一场景，正像我曾在别处描写过的那样。总统坐在壁炉较远一侧的沙发上，然后是比利时人；中间是克里孟梭；总统的对面，是劳埃德·乔治先生，我跟一两名别的秘书坐在他旁边和后面的低椅上。M．海曼以读一些信件为开端，开始提出比利时问题，对此无人理睬。克里孟梭煞有介事地闭着双目，将双手叠放在肚子上，以使自己镇静。总统坐在沙发一侧，浏览着一张报纸。唯有劳埃德·乔治先生显出参加议程的模样，但也仅仅是对他身边的我们这些人悄声低语，以维持一簇批评之火焰；他的低语大意是说，M．海曼正处于最佳形象，他在外交方面是一个老式的装腔作势者，正试图进行敲诈。然后是范·德·赫维尔先生以一种说谎似的声音发言，这使英国首相感到非常有趣。劳埃德·乔治先生补充说，无论如何，范·德·赫维尔先生是极其孤芳自赏的。
第三位是社会学家，M．范·德·维尔德。在开始发言后不久，他说的什么话惊醒了克里孟梭先生；在三人中，克里孟梭第一个开始在议程中发挥作用。可是，他几乎刚刚张嘴说话，被他中途打断的M．范·德·维尔德又不识时务地阐述起来，这位老绅士显出耍脾气孩童的脸色，耸着肩膀气急败坏地说，——“那好”，他说，“你如果不愿听我必须说的话，我就没必要说了。” M．范·德·维尔德继续发言，同其他人相比，他更称得上是演说家。劳埃德·乔治先生指出，这家伙确实很不简单，可同与比利时的战斗相比，他对比利时的权利讲得太多。实际上，比利时人丝毫没有战斗，他们拒绝战斗。然而如今，他们企图恃强凌弱。劳埃德·乔治先生无法容忍被欺凌。同澳大利亚相比，比利时有多少人曾浴血沙场呢？
这些准备好的发言，此时结束了。总统撂下他的报纸，提醒大家：他的良心无法应允比利时对战争费用提出要求，这将同“十四点”相抵触。
现在，比利时人带着一些官员撤出去了，看他们是否能起草一份实际议案。会议间歇被一份电报的到来占据了，这份电报提供了西格纳·奥兰多抵达罗马时对公众的讲话。当奥兰多谈及他与威尔逊总统达成一项安排时，——“你可以打赌他做过，”总统评论道。当奥兰多的意大利式夸张升至更高级别时，“看哪！”克里孟梭用一种惊异的声音喊道，一面指着他面前精致的壁炉台上雕刻的特米尼，“这些像已失去耐心听奥兰多的鼓噪”。
最后，克里孟梭先生询问比利时人是否已经跑了，从而使关于奥兰多的话题就此结束。克里孟梭说，他将杀死M．海曼，因为他的糟糕的举止、糟糕的法语和糟糕的外交手腕；并劝每个人也都这么做。这时，M．海曼回来了，拒绝承认这期间已同官员们的妥协，并作进一步发言，大体意思是说比利时坚持其要求。“混蛋！混蛋！”克里孟梭先生嚷道。劳埃德·乔治先生感觉出，摆出狂怒面孔的时刻已经到来。“M．海曼是建议制造一种分裂的和平吗？”——他用一种恐吓的语调问道。M．海曼吃了一惊，威尔逊总统对他建议，最好花5分钟时间好好想一想。美国人方面的这种尖锐，对比利时人是一个很大障碍；——它超乎我在一开始提到的那种算计之外，并且——的确——也超乎最终所发生的事情。
M．克劳茨企图乘混乱之机，填塞将有利于法国的各种内容。这引起了劳埃德·乔治先生的异议，导致了房间中央的大骚乱。最后，劳埃德·乔治先生迈着怒气冲冲的步伐离开会议，声言他寸步不让，于是会议结束。当聚会解散，我们出来走向汽车时，我觉得臂上被克里孟梭先生捏了一下，只见他愉快地咧嘴而笑，又一次喃喃低语道——“比利时的混蛋们……”
我相信备忘录记入了这一内容，比利时对协约国的债务应被解除，这笔债务应添入德国人的义务之中。不过，最终解决方案的其余部分——通过它，比利时人最终真的优先得到了他们的1亿英镑。
霍斯角，1925年4月15日
几天前，我使劳埃德·乔治先生忆起了这一事件。它使他的记忆转回到克里孟梭先生同M．海曼之间的另一个小插曲。一天，这位年迈的老虎把它亲切的手爪搭在M．海曼的肩头——“M．海曼，你是否想为你的国家，”他说，“做出非常伟大的贡献？”这位老外交家自豪地挺起腰板——“克里孟梭先生，为了我的国家，我可以赴汤蹈火。”“那好，”老虎咆哮道，“去自杀吧。”“是的，”劳埃德·乔治先生补充道，“当克里孟梭伸出手臂拥抱一个人时，这总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你的格拉德斯通如何？’有一天他对我说，‘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回答说；站在旁边的博纳·劳插言道，‘他是个很了不起的骗子’。克里孟梭伸出胳膊搂住我的脖子——‘一切伟大人物都是伟大的骗子。’”
1925年6月20日
第四章 安德鲁·博纳·劳
博纳·劳先生的下台是一个重大的不幸，对他的政敌们来说，这种不幸并不比对他自己的拥护者而言更差。我们将很难再找到另一个如此没有偏见的保守党领导人。博纳·劳先生首先不是别的，而一向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党员；他为党殚精竭虑，并且在每一次危机时都挺身而出、临危受命。在两个关键性问题，即关税改革和支持阿尔斯特方面，他采纳了党的极端观点。可是真实情况是，他几乎没有丝毫的保守党的原则。这位来自加拿大的基督教长老会会员，对于昔日的传统和象征，没有充满想象的敬畏之心，没有对既得利益的特殊关照，没有对上流阶级、城市、军队或教会的任何依附。他总是根据每一个问题本身性质之好坏来加以看待。
博纳·劳先生的保守主义，不是基于教条、成见或维护英国生活之特定方面的一种激情。博纳·劳先生在论战——既包括私人交谈，也包括公开辩论中的高超技巧，不仅归因于他思维的敏锐和记忆的持久——这给所有观察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也归因于他将争论限于真正属于正题和能确切预见超前步骤的实践。在论辩中，博纳·劳先生难以被回击，是由于他几乎总能给出聪明绝顶的答案。假设棋盘上可见的棋子构成了争论的整个前提；做遥远预见的任何企图，都因假想性太强、困难性太大而毫不值得，那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博纳·劳先生：他正在排除一切思想杂念地玩着辩论游戏，除了在那特定对局中走出正确的招数之外，有时候，他正如同别的政客一样狡诈；像他有一次曾指出的，他绝不像看起来那样简单。在任何既定场合，由他来毫无保留地表述他的整个思想内容，比由其他人来表述要容易得多。博纳·劳的对手，总会发现在同博纳·劳先生争论时，自己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他的镇静、他的推理能力，使他能将任何从相反态度看来是歇斯底里或过分夸张的东西，变为牢固的信仰。
在那些为这个国家而战的人们中，没有任何人的头脑在对事物表面的反应方面比他更敏捷；没有人能比他更迅速地获得必要的资料，并在会议前短暂而紧急的时刻将迫在眉睫的问题理出头绪；没有人能从与该问题有关的经验教训中记取这么多。然而，这种理解上的敏捷——不仅是关于事实和争论的，而且是关于个人及其素质的。那些大约四年前参加三一节纪念会的人，记得那次宴会后对大学生们所作的迷人的短暂演讲；在那次演讲中，他蔑视一所大学所代表的一切。博纳·劳先生一向喜欢将自己看成一位坦率的商界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