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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位女士有时候很虔诚，但还是难以期望那十四戒律会完好无损地出现。
当扫帚柄驰过巴黎昏暗的天空时，我必须努力使它现出原形。
劳埃德·乔治先生在巴黎会议上的克尽职守，对一切公仆来说都是一个榜样。他不偷闲，不享乐，没有什么作为英国首相及发言人的生活与工作便利。他的劳动量是巨大的；他将精神与精力的巨大储备，毫不吝啬地耗费于他已着手去接的艰难任务上。他对国际联盟的拥护是真诚的；他对于在德国东部边疆地区公正实施自决原则的支持，是无私的。他没有强加以迦太基式和平的愿望。他对战争的痛恨是真实的；在波兰战争期间，支配他的反战主义倾向和激进理想主义，是他人格整体中一个非伪装的部分。本来，他应当更用心地在下议院前保卫好和平，而不应当在实际上使它们倒退。
可是，在巴黎提供的这样一种性格与方法的考试中，首相的良好天性，他的勤奋，他用之不竭的神经活力，却是无益的。在那火炉旁边，需要的是别的素质－－深深根植于永恒原则的政策，不屈不挠，强烈的义愤，诚实，忠诚的领导。假如劳埃德·乔治先生没有良好的素质，没有魅力，没有魔力，那他将不会是危险的。如果他不是海妖，我们就无须害怕漩涡。
然而，对他运用普通标准是不相宜的。我如何向不认识他的读者，传达关于我们时代的这位非凡人物，这个海妖，这位山羊脚的游吟诗人，这位来自克尔特古迹的森林——常受梦魇侵扰的神秘而迷人的森林－－拜访我们时代的“半人”的任何公正印象？在他圈子里的人们，注意到了他极端的不负责任，超脱或远离我们萨克森优点与邪恶的存在——混合以奸诈、不知懊悔和热衷权力；这，赋予这位北欧民间传说中迷人的巨术师以魔力、迷醉和恐怖。驾着三桅帆船“乔治·华盛顿号”，威尔逊王子自西方而来，踏入魔力醉人的巴黎城堡，准备将拥有永恒青春与美丽的少女欧罗巴——他的母亲和新娘的合一——从束缚与压迫以及一个永恒的诅咒中解放出来；在城堡里，面孔有如黄羊皮纸的国王，已100万岁高龄，一位弹奏竖琴的销魂女郎陪伴着他，唱出媚人的调子。只要这位王子能够解除蔓延到他身上的麻痹，并能画着十字向天国求救，那么伴随着雷霆震响和玻璃碎裂，这座城堡将逐渐隐去，魔术师将消逝无踪，欧罗巴就会倾入他的怀抱。可是，在这个民间传说中，半个世界的力量取得了胜利，人的灵魂臣服于地灵。
劳埃德·乔治扎根于虚无；他空虚而无餍足；他是一件工具，同时又是一位演员——在同伴们之前表演，而也被他们要戏；他是一个三棱镜，就像我曾听他描述过的那样，聚集光又扭曲光；当光从许多角度同时进来时，它最为光辉灿烂；一个剥削者和掮客的合一。
英国战争的主要目标（除赔款外，如果它是其中之一的话），已在会议最早的几个阶段中解决了。那时，克里孟梭因为在保护法国的主要要求方面表现迟缓，遭到了批评。但情况表明，他不加快步伐是正确的。法国的要求，如我已指出的那样，同英国的要求相比，极有可能引发更大争论；在将会议宣言推向更严峻的考验之前，基本的问题是，要使英国深深卷入自我利益的纠纷中。英国的要求，在正宴之前提供了一盘绝好的开胃小菜，使总统的敏锐味觉能适应即将到来的更浓烈的滋味。一旦首相显得对法国的要求反应太苛刻，这种程序安排就使他公开处于受指责的境地：他已首先获得了他自己想要的任何可想象的东西，而他现在出于个性的奸诈，准备抛弃对法国的承诺。在巴黎的氛围中，这似乎是比实际情况严重得多的讥笑。但是，在三种特殊的背景下，它通过对首相的影响而获得了真实力量。在两个方面，首相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无法摆脱地处于克里孟梭一方。假如总统不屈不挠的决心完好无损，劳埃德·乔治先生就不可能期望在这些事情上随心所欲；所以，为了逐渐制服这种不屈不挠的决心，他几乎同样地对克里孟梭感兴趣。
因此，假如他坚定地、实际地立足于总统一方，那么，就需要一种充满勇气和忠诚的行动；这只能以根本的信仰和原则为基础。可是劳埃德·乔治先生在这方面一贫如洗，政治考虑指向了一条中间道路。
因此，读者将会理解劳埃德·乔治先生如何开始占据一种表面上的中间位置，向克里孟梭解释总统、向总统解释克里孟梭；以及劝诱周围每一个人如何成为了他的角色。对于这种任务，他真是太适合太适合了；然而，对付总统，比对付克里孟梭要更适合得多。克里孟梭简直太善于冷嘲热讽了，无疑太老于世故了，实在是太有教养了，以致凭他的年纪不会被来自威尔士的这位女士的魔力所欺骗。但对总统来说，被这样一位专家所支配，是一种美妙的近乎欢乐的体验。劳埃德·乔治先生迅速将自己装扮成总统唯一的真正朋友。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位处于中间位置的劳埃德·乔治先生；但他对于总统，比对于克里孟梭更为动摇不定。现在，让读者的思绪重新回到那个隐喻吧！这位首相对杉树的无法治愈的爱；他放弃此物以换取荫影的甘愿之心；当月复一月拖延不决时，他对了结此事以返回英国产生的强烈愿望。
即便如此，观察者直到这件事情结束，也从未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真理：首相较好的直觉和较真实的判断，或许曾经占据上风——他心中明白，这种和平会使他难堪，它可能会毁灭欧洲。可是，他已经给自己掘好了坑，如此之深以致他无力跳出来了；他被自己的辛劳俘获了，被自己的方法打败了。此外，在其命运的巨大危机之时，低级本能占据上风，这是他的内在存在以及他同地球上的巨神和无灵魂幻影的亲缘关系的一种特点。
这些人，就是巴黎的名人——我暂且不提其他国家的或较为次要的人们－－克里孟梭，从审美角度看，最高贵的人；总统，从道德角度看，最可佩的人；劳埃德·乔治，从智慧角度看，最灵巧的人。从他们的不相匹配和弱点中，条约诞生了；这个婴儿禀承了每位亲长最无价值的属性，不高贵、非道德、无智慧。
第三章 三人委员会的一次会议
1919年4月29日，巴黎
4月底，威尔逊总统和意大利代表团之间的关于菲乌梅的辩论，达到高潮。部分地出自家乡舆论之故，部分地作为对总统施加压力，使之态度缓和一些的有策划的虚张声势，意大利代表团撤离巴黎，并声称：他们将不再进一步参与这个会议进程，直到总统愿意对他们重大的国家利益更加尊重为止。这件事对会议的影响效果，惊人地微弱。意大利的恫吓受到了责骂。会议完全照常进行；现在少了一个盟国，这种状态稍稍加速了小组委员会的工作。但意大利人的离去，产生了一种具有某些重要性的间接影响。它使比利时人的态度变得僵化了。因为，比利时人如此算计：尽管会议能够镇定自若地承受一位参加者的离席，但失去两位参加者，却将是真正严重的事情，将会损及在外部世界心目中的声誉。因而，在于意大利恫吓之上的比利时恫吓，或许能比前者获得更多得可观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因而，比利时代表团选准这个时机，紧锣密鼓地抱怨说，他们被四人委员会（现在减为三人委员会）不恰当地忽视了——这部分地是正确的。他们想借此机会，抬高和极大地彻底改变他们的身价。他们还有更多的优势：虽然他们同其他欧洲代表团极为不和，但他们深受——他们认为如此——美国人的欢迎。在那里，有亲笔记录的胡佛先生为他们的事情辩护；对总统来说，他们是“一群小人物”，因而宜于纳为宠物；并且，首要之处是，既然比利时的要求同美国无任何关系，这儿就有了一种机会，可以使美国人以他国人民的代价，实践他们强烈的利他主义嗜好。
这就是那种氛围——在此氛围中，1919年4月29日的三个委员会会议，因听到比利时人的委屈而搁置。委员会听到了比利时人对赔偿支付之优先权的要求；还听到了他们进一步的要求；根据他们的情形，德国应该对全部“战争费用”承担责任，而不是仅仅承担补偿之责，其理由是，入侵比利时是破坏国际法的突破口，总统“十四点”之类的要求限制了赔偿的一般范围，不适用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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