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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亲和外祖父罗斯科尽管都有非凡的天分并且为人诚信可靠，但却双双沦于破产。前者是在1848年的财政危机中破产，后者则是因为他的银行1816年发生的挤兑。杰文斯因此获得了很好的遗传细胞，不能忽视商业波动现象。他对自己的投资和财产状况投入了极大的兴趣。如果他在通信中的一些暗示可信的话，那么他自己的经营活动与他关于商业循环的理论以及煤储量渐将耗尽的理论密切相关。杰文斯自己的资本很小，但他妻子有一些家产，据说杰文斯通过对他们的储蓄进行有利的投资来增加收入。但为了保证生活中主要目标的实现，每当事业面临严峻形势时，他都会毫不吝惜地牺牲钱财，在这方面他堪称典范。但也绝不是鄙视金钱，在不得不破费钱财的时候，他也会痛苦不堪。在许多方面，或许绝大多数方面，他都是一个优秀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从精神上和道德上嫌恶极“左”派的表现，欣赏保守党的“要不惜一切代价，”——我引用的是他自己的话——“像保护普遍利益的主要堡垒一样保证这个国家的不间断的、特有的繁荣，”另一方面，他也同样欣赏自由党的“不要谨小慎微，要信心十足地挖掘自然的法则和它的不受拘束的趋势”。
由于斯坦利·杰文斯的生活经历，使他对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很感兴趣。他的外祖，威廉·罗斯科热心于社会改革，积极鼓吹废除奴隶贸易。他的父亲曾写过一本小册子，其名为《地主的富裕不能依赖谷物法》。据记载他母亲曾与他一起阅读过大主教惠特利的《论货币问题》，而他第一次求学所在的利物浦机械学院高等学校的校长，霍奇森博士，后来成为爱丁堡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然而，杰文斯接受的并不是道德科学方面的教育，而是学习数学、生物学、化学和冶金学。1852年，即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的七年之前，杰文斯正好17岁，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与哈里进行了几次有关道德哲学的颇具学术性的讨论，讨论中我显得全然是个‘道德依附论者’，不相信我们的‘道德感’与动物性的情感是全然分割的或是根本不同的。我也曾经讨论过物种的起源问题，或者说动物中的诸多物种的衍化方式问题。就我目前所知，我坚决认为所有动物都是由某种原始形态演化而来，其演化过程受到气候、地理等条件数千年来甚至数百万年来的持续影响。莱尔对拉马克这方面的理论增添了很多趣味，但在我看来并没有提出很好的反对这一理论的理由。”
在他18岁的时候，由于家境困难，不得不担任悉尼造币厂的检验员，这家工厂是由于当时在澳大利亚发现金矿而设立的。他担任这一职位将近五年。正在一心学习的他不得不半途离开大学学院，这对他的雄心是个很大的打击。而他之所以离开澳大利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完成他的文学硕士学位课程，但他在澳大利亚的那段时期正是一个人的创造力处于巅峰时的年纪，因此他那时的独自沉思和慢慢酝酿是非常富有成果的。在他返回后不久，他所做出的那些知识贡献的轮廓在他的头脑中已经十分牢固地建立起来了。30岁之后，杰文斯的人生就主要致力于对他已经挖掘出来的知识精华进行阐述和巩固。
他在澳大利亚以及后来所做的一系列研究比起他1859年底回到英国之后的研究来范围要广泛一些。他这些独自沉思的成果明显地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与他对经济波动的归纳性研究有关；第二部分则与他所演绎的经济学纯理论有关。这两部分都在他与1862年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剑桥会议的通信中有所预示。在仔细讨论这些之前，让我们顺便提及《煤炭问题》，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也是他第一次引起世人瞩目。
二
《煤炭问题》这本书称不上是杰文斯最出色的著作之一。它是天才之作，也产生了无以复加的吸引力和冲击力。但它的预言却没有实现，因为它的基本论点不够成熟。今天重读这本书就会发现它太过牵强而且夸大其辞。
杰文斯在本书中所持论点是：要保持大不列颠的繁荣以及工业领导地位，必须保持重工业在一定程度上的持续增长，而这要求煤炭产量以几何级数增长。他把这一原理作为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的引申，并将其命名为“社会增长的自然法则”。他以这样的形式来阐明这一原理：“性质相同的物质或处于相同环境中的物质以相同的几何级数倍增”，他认为“如果真正理解了这一语句的含义，它将是不言自明的”。尽管他警告说：“即使我们不改变自己的内在特征，我们的外部环境也将照常变化”，他对这一不言自明的道理的引申也很容易产生误导。因为他继续说道：“现在，这一仅仅对人口数字来说是正确的道理对生活的其他要素同样有效。如果我们的先辈造就了一定的社会进步，那么除非我们与他们不相配，或者环境有所不同，我们都将造就同样的社会进步。如果他们使自己的收入或铁的消耗量或国家的农业产出翻番，那么我们也应取得这一成就，除非我们的特性或环境有所改变。”
在这里，“煤”的地位向马尔萨斯理论中“谷物”所具有的地位接近了一步：“我们的生存不再依赖于谷物生产。废止《谷物法》的严重后果是使我们由谷物转向煤炭。无论如何，这标志着最终把煤炭看作是一国主要产品的时代已经来临，标志着制造业的收益开始上升，而这不过是煤的使用将有所发展的同义语。”
容易看出这将得出一个怎样惊人的推断来，令这一代人深深信服，对他们来说就等同于接受一个马尔萨斯的简单翻版。因为，如同杰文斯所指出的：“煤的消耗量实际上是一个双维度的量：人的数量和人均消费量。在整个数字中，人口比世纪之初大约翻了一番，而煤的消耗量却增加了八倍或更多。这里，个人消耗量又是一个组合量：在原有使用方式下的增长和发现新的使用方式。我们确实不能总倍增铁路的长度或船只、桥梁以及工厂的规模，但煤炭的新的使用方式却是无限的。”
但这时读者已经被引离了他开始时所精心构造的原理。杰文斯以明确的、令人兴奋的语句得出他的结论：“我们正在走向富裕，人口也数不胜数，因为我们有一笔资源财富，对我们的需求来说它还没有明显不足。由此造就了这个国家所呈现出来的始终如一的、非凡的增长速度。我们就像刚刚在一个新国度里落户，对它的边界还杳然无知。
“但接下来我不得不指出这一不幸的事实：这样的增长速度不久之后就会使煤炭消耗量与目前的供应量持平。煤矿的深度增加，开掘难度增大，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到达那个模糊的边界，停止增长。就像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布莱克印地斯的彼岸。人口的浪潮将冲破这一堤岸，但紧跟着一个回流。作为定居者，我们无法选择内陆深处那肥沃的处女地，只能退回到更差的地方，到山腰去耕田。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像从前那样发现新的煤田，而只能痛苦不堪地把现在的煤矿挖得深而又深。
“这里需要提请注意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区别。一个农场，无论拓得多远，只要耕作精良总能获得收成。而矿产却不能再生，一旦开采殆尽，产量就很快降低为零。
因此，既然我们的财富和进步都特别受制于煤炭，我们就不仅仅必须停住——而且必须后退。”
必须承认的是，杰文斯希望这本书成为一本了不起的著作。在我看来，把这本书夸大其辞的写作方式归因于他想使自己的思想引人注意的极端渴望是不公平的。他与英国科学促进协会（1862年）的极富独创性的通信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他对商业预测的图解（也是在1862年）像许多烤得半熟的面包，60年的时间还是太短了。这本预言的小册子由他自费出版，只有《泰晤士报》和《经济学家》提到了它，这让杰文斯赔了钱。他关于黄金的小册子（1863年）虽然后来引起了一些注意，但也只卖了74本。然而他具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想奉献给这个世界一些有价值的东西。1863年4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想我情绪很低落，因为我的关于黄金的论文问世后，只有姐姐说过一句赞扬的话，而她也不过是尽了姐姐的义务。如果人们都像这样来对待我的所做所为，我该怎么办？一种可能是，你开始怀疑你对自己的所有信心是不是仅是幻象而已；另一种可能是，你认识到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