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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2）
第二大段主要说，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的新的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在两条战线上与敌人作战，一个是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一个是粉碎敌人的文化“围剿”。在这两条战线上，中国共产党人都取得了胜利。接下来就说到鲁迅了：
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从以上概述与引文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仍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下的。鲁迅的业绩，是贡献给这支文化生力军、文化新军的。他是这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无论是作为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都是就鲁迅在这支文化新军中的贡献而言的。说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说他是中国这支文化新军进行文化革命的主将。如果说第一大段中毛的话还不太明确的话，第二大段中毛主席的话就很明确了，正是在反对敌人的文化“围剿”中，鲁迅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这是就中国革命历史而言的。
就鲁迅的年龄而言，不管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还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主要说的是鲁迅的晚年，也就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这不到十年的时间。这一点，和毛主席在《鲁迅论》中的说法是吻合的。
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毛主席是清楚的。他是一个亲历者，也可说是一个参与者，办过刊物，写过文章。他是北大教授杨昌济的女婿。一九二零年前后，他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过职员。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怎样发起的，当年的风云人物是哪些，他是知道的。他给胡适写过信，在自传中说，他当年最佩服的是陈独秀和胡适。鲁迅当年是个什么地位，有多大影响，他有基本判断，不会说出格的话。他对鲁迅的评价，不管多高，总是紧紧地把握在文化新军、文化革命这个范围内，总是确定在鲁迅的晚年那些年。毛主席是革命领袖，同时领导着武装革命和文化革命这两个方面的革命，确定鲁迅为文化革命的主将，是有战略意义的。
说到这儿，还得说说什么是新文化运动，它的起止时间，它的领导人物。
中国学术界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做什么都不求甚解，不下定义，似是而非。比如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这些概念，就比较含糊。还有的，一说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化运动，就更含糊了。我的看法是，五四运动包含着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又超出了五四运动的时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应当是一个概念，只是说新文化运动时省略了五四两个字。
这样我们就只说新文化运动了。我看过周策纵写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和陈万雄写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陈万雄是香港学者，他写这本书时香港还没有回归。周策纵是著名的美籍华人学者。他俩都认为陈独秀办《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陈万雄的书里还说，五四运动广义上包括了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周策纵的书，是专门研究五四运动的，他把五四运动的终止，定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北京成立反帝大同盟。新文化运动不能说也是这时终止的。陈万雄的书，不是一本成体系的著作，是本论文集，没有确定新文化运动的终止时间。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是一个美国学者写的，叫罗杰姆B。格里德尔，书名叫《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书中对新文化运动给了个明确的起止时间，他说：“我们认为，新文化运动前后大约是十二年，即从处于政治分裂和军阀主义边缘的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七年，这一年中国至少名义上重新统一在自称为早期革命继承者的国民政府之下。”止的原因他说了，始的原因，他说是因为这一年年底，袁世凯“发动一场运动复辟帝制，就任新王朝的开国皇帝。共和被强奸，但使袁的帝制阴谋最终受挫的一个极为重要原因，是敌对军阀和野心勃勃的继任者的嫉妒。在袁世凯去世的一九一六年一年中，军阀割据，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就连他的政府行使的脆弱的管理，也随着国家的分裂而不复存在。”（该书235—238页）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有正义感的各界人士，便起来寻求救国之道，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这场新文化运动的高潮。
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间，是一九一五年还是一九一七年，差别不大，承认五四运动是它的高潮就行了。关键是，这个学者给了个终止的时间，那就是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从此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不说新的时期了，总是进入一个不同以往的时期。这才是最重要的。可惜我们的学术界，总不愿意正视这个年头。常常是把一九二七年和以前的年头，都看作是旧中国，都看作一片黑暗。
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是十二年，这是从一九一五年算起。要是从一九一七年算起，就是十年了。从一九一七年算起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陈独秀办《新青年》，一开始叫《青年杂志》，还有一个重要标志是蔡元培当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在我看来，后一个标志更重要些。
谁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呢，我也不论证了，直说是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三人。陈独秀说过，五四运动应当由蔡元培、他、胡适负责。他有资格说这个话。这三个人，都是主将，他们的作用是不相同的。蔡元培是主将，也是一面大旗，陈独秀和胡适都是他引进北大的，是他给了他们一个环境，才有他们后来的发展。陈独秀的作用主要在思想方面，胡适的作用主要是倡导白话文，是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也是先行者。中国的第一本白话诗是他写的，也写过小说和戏剧，只是这个人没有多少创作方面的才能，用他的话说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不管怎么说，白话文，新文学运动，他是当之无愧的主将。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3）
那么鲁迅是个什么角色呢，也很了不起，是一员大将，是一员健将。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胡适说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后，胡适曾给以热烈的赞扬，高度的评价，说他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一九二二年胡适写了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其中有一部分，回顾了五四运动前后的小说创作，说这一年多来，小说创作成绩最好的是鲁迅，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说数量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到了晚年，胡适还是这个看法。一九五八年，胡适已六十七岁了，这年五月，胡适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仍然肯定鲁迅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
大将、健将，跟主将有什么不一样呢？大将，不说健将了，就说大将吧，大将是听命于主将的。主将是统帅，或者说是统帅之一，大将是带兵作战的，或者说是某一方面的首领。主将是号召者，大将是实施者。胡适是白话文、新文学的倡导者，鲁迅是白话文、新文学的实施者。这一点，在新文学运动初期，鲁迅是心甘情愿的，也是引以为荣的。一九二二年底，鲁迅为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呐喊》作序时，说了他怎样加入新文学的战阵。他说，在写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前几年，他是消沉的，绝望的，每天下了班，就是躲在绍兴会馆自己房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是他的朋友，已参与了《新青年》编辑的钱玄同来访，用话激他，才答应写东西，支持《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写小说和别的东西，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便有十余篇。还是这篇自序中，鲁迅说了这样一段话：
……有时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