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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包括袁宏后汉纪在内的其他诸家后汉书，已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这一观点确实代表了不少学者的看法。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范书博大精深，许多成就确非袁宏后汉纪所能企及。但是袁纪一则早成于范书五十多年，不少方面更接近于原始材料，因而史料价值不仅不低于范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要高于范书。二则袁纪的精实之语，也并非全被范书所吸取，“其中多有范氏所删取而不尽录者 ”，往往可以订正范书的谬误和补充范书的不足。
如鲁丕举贤良方正对策、尚敏陈广学校疏、张衡和马融的阳嘉二年京师地震对策、朱宠与郑凯论颍川士人，以及明、章二帝的某些诏文，均不见于范书。其他与范书各有详略的情况则更多。如卷二十引朱穆奏记中有一段范书即失载，其文曰：“河内一郡，尝调缣素绮縠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官无见钱，皆出于民。民多流亡，皆虚张户口，户口既少，而无赀者多，当复割剥，公赋重敛。”对了解东汉中期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及其恶果很有帮助。
再如马续补撰班固汉书七表及天文志之事，有关佛与佛学思想在汉时传播的情况，有关朱宠生平和邓禹子邓股的事迹，均赖袁纪而得以保存下来。
此外，袁纪（一）可以订正范书的时间之误，如建武十一年光武帝幸南阳的月份、建宁元年九月朱瑀盗发窦武奏疏的日子，通鉴都舍范书而从袁纪。（二）可以订正范书地名之误，如和帝系葬于顺陵而非慎陵，刘攽即据袁纪以纠正范书及李贤注的错误。（三）可以订正范书谥号之误，如舂陵考侯当是孝侯之误。（四）可以订正范书姓名之误，如寒朗当作專省＃ㄎ澹┛梢远┱妒橹俺浦螅缋炙煞侨沃谐Ｊ潭鞘讨小＃┛梢远┱妒槭肥抵螅缣锟龇前苡诔嗝迹浅嗝颊桨埽坏貌蛔肭嘀荨Ｈ绱说鹊龋灰欢恪！�
正如王铨所说的那样，“读荀袁之纪，如未尝有班范之书；读班范之书，亦如未尝有荀袁之纪也。各以所存，自达于后也”。范袁二书各有其不可泯灭的史料价值，不可有所偏废。清惠栋后汉书补注之所以能取得较大成就，就与大量利用袁纪的材料以考订范书有关。
不仅如此，袁纪还保存了东观记天文志、五行志及西域传佚文十五条，华峤书之论四条。既让我们能更多地窥知这些佚书的原貌，也推翻四库馆臣关于东观记天文志已全阙的旧说。
无怪刘知几曰：“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这一书一纪，相得益彰，以袁纪配范书，符合事实，绝非溢美之辞。
显而易见，袁宏后汉纪这座有待进一步发掘的史料宝库，是研究秦汉史必不可少的重要典籍。
三
后汉纪在史学上也颇具特色，有所创新。
首先，袁宏在荀悦“通比其事，例系年月”写作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言行趣舍；各以类书” 的撰述方法，以达到“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目的。
袁宏的“类书”，归纳起来有以下二种形式：
其一，把某人的某一品德，因类举事，末尾概括为“某某皆此类也”的品题式结语。如写王丹，则曰“ 其高抗不屈皆此类也”；写朱晖，则曰“其信义慎终皆此类也”；写乐恢，则曰“其不念旧恶，耻交进趣，皆此类也”；写周举，则曰“其公亮不挠皆此类也”。
其二，把时代相近而德行类似的人放在一起写。如卷五类书严光、周党、王霸、逢萌等所谓隐士；卷十一类书江革、毛义、薛苞等所谓孝子；卷十九类书任峻、苏章、陈琦、吴佑、第五访等所谓良二千石；卷二十二类书徐稚、姜肱、袁阆、韦着、李昙等所谓五处士。
而在卷二十二中，袁宏于叙述郭泰事迹的同时，涉及仇香、袁闳、黄宪、茅容、魏昭、孟敏、左原、黄元艾、贾子序等多人，文末概括以“其弘明善恶皆此类也”，“其善诱皆此类也”，接着又进一步类书与泰齐名的仇香、黄宪、陈寔三名士。于此袁宏合二形式为一，全文长达四千余字，所叙人物一个个活龙活现，颇有传神之笔。
自然上述方法处理得当，可以开拓编年史体的容量，使作者认为足以为法式的言行，更为集中地表达出来，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然而用之过度，则亦往往造成体例的不纯，连缀而出的名人小传，使编年史的特点为之减色。而袁宏喜欢品题人物，这种夸夸其谈的名士作风，也使他所推崇的人物偶象化、概念化，常由此导致写作的失败。于是，“类书”的成功也就与失败相伴随，既矛盾而又不可分割地反映在他的后汉纪中。
其次，袁纪详略有体，重点突出。他分别以八卷和六卷的篇幅叙述了东汉始建国和汉末纷乱的历史。两个时期各有众多的人物登场，事件也千头万绪，错杂纷纭。而袁宏宛如一个杰出的导演，把众多的人物和复杂的事件安排得井井有条，真正做到事繁而不乱，文约而不漏，其驾驭史料的能力令人惊叹。其中关于赤壁之战的描述，主要通过周瑜、诸葛亮、孙权三人的慷慨陈辞，展现了三位政治家的非凡胆略和远见卓识，最终以“ 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一句收尾，文字洗练，语言生动，寓大战胜负于谈笑纵论之中，袁宏的文才于此得到高度的发挥。它为司马光写赤壁之战，提供了良好的先例。
这二部分是袁纪的精华所在，也是最堪补正范书不足之所在。
再则，袁纪很注重论赞，全书之论共计五十五条（包括所引华峤论四条），最长的达一千零三十四字，最短的四十一字，一般都在三百字上下，共计约一万七千字左右，占全书篇幅的十二分之一，为历来史书所仅见。
固然，袁宏之论以名教观为核心，多迂腐陈旧之说，是魏晋士族腐朽世界观的一个缩影。刘知几批评他 “务饰玄言，玉卮无当”，可谓一针见血！与荀悦尚能从经济方面探求动乱之由，还知道重民务实相比较，他的名教观可以说毫不足取。
但是，凡事不可一概而论，撇开其名教观，其中也间有佳篇。
如袁宏纪卷二十二论风俗变迁，上下纵贯近千年，笔势放纵，较客观地反映了从春秋至汉末之风俗变迁的概貌。被后人推崇的范晔党锢列传序，其中两汉风俗部分，实取资于袁纪。
另外，如他肯定学术分歧，自古已然，天下之事，不必相袭，主张诸子百家，各存其说，不必强求整齐划一，并提出“道明其本，儒言其用”的观点，也非一般俗儒所能言及。又如他指斥谶纬之虚妄，还借用贾谊之言，主张礼制非天之所设，乃人之所为，不修则坏，损益宜随时，其强调人为的作用和顺应时代而改革的看法，无疑是可取的。同时他又主张神道设教，在非人力所能解难释疑的时候，当借助鬼神的力量来应变适会。他说：“神实聪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可见，袁宏并不把神看作是一种值得敬畏而不可捉摸的东西，他更强调人的作用，把神道作为人道的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比起迷恋天人感应及图纬谶记的神学家来，袁宏更少一些迷信色彩，更多一点实用主义。
不难看出，袁宏后汉纪是一部可与荀悦汉纪相匹敌的编年体断代史代表作，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
四
袁宏后汉纪的流传几经波折，不绝一□，迄今尚无善本。
早在宋代，后汉纪的刻本已“衍文助语，乱布错置，往往不可句读”。祥符中之钱唐刻本和绍兴中之浙东刻本，今已不可得见。至明初，袁纪“尤所希觏”，以至成弘年间吕楠校刻荀悦汉纪时，竟未能刻及后汉纪。幸赖嘉靖黄姬水刊本和万历南京国子监本，才能使我们得以看到后汉纪的基本原貌。然而二刻脱讹滋甚，令人遗憾。
清康熙年间襄平蒋国祚、蒋国祥兄弟取黄本与南监本互校，复采范书及章怀诸注为证，祥加考校，宁阙勿妄，号称近代精本，不愧为袁纪功臣。而陈璞言其“ 校改黄本，亦十不及五，且有误改”，也确系事实。故陈璞于清末取陈澧、果亲王所校之黄本与蒋本对校，复用东观汉记、魏志裴注、范书章怀注、续汉志刘昭注、通鉴考异诸书校正之，遂刻之于广东学海堂。惜其未见南监本，且识见不高，所获亦甚少。此外尚有龙溪精舍刻本，乃依蒋氏本，而略加校改而成；四部丛刊本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