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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就大耍手腕，打算培植一个人数众多的农村资产阶级即富农，作为自己在农村中的坚强支柱。
1906年11月9口，斯托雷平颁布了一道新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公社而另立农庄。根据斯托雷平的土地法令，公社土地使用制可以破坏。每个农民可以把自己的份地变成私产，可以退出公社。农民可以出卖自己的份地，而他们从前是没有权利这样做的。公社必须给每个退社农民分地，分的地必须在一个地方（所谓独立农庄，独立田庄）。
富裕的农民——富农现在有了可能用贱价向力量单薄的农民收买土地。在该法令颁布后的几年间，有一百多万力量单薄的农民完全失去土地而陷于破产，富农独立农庄和独立田庄的数目靠掠夺力量单薄的农民的土地而增加起来。有时它们简直成了十足的大地产，在那里广泛采用雇佣劳动，即雇农劳动。政府强迫农民把公社中最好的土地分给富农庄主。
如果说从前在“解放”农民时掠夺农民土地的是地主，那么现在掠夺公社土地的便是富农，他们得到最好的地段，用贱价向贫农收买份地。
沙皇政府给富农发放大量贷款来收买土地和成立独立农庄。斯托雷平想把富农变成小地主，变成沙皇专制制度的忠实卫士。
在九年（19061915年）内退出公社的农户，总共在二百万户以上。
斯托雷平政策使少地的农民和农村贫民的状况更恶化了。农民中的分化加剧。农民开始同富农庄主发生冲突。
同时农民已经开始理解，只要存在着沙皇政府和地主与立宪民主党的国家杜马，他们就无法得到地主的土地。
起初，在另立独立农庄的现象盛行时期（1907－1909年），农民运动有过低落，但是不久，到1910—1911年间以及较晚的时候，农民反对地主和富农庄主的运动就在公社社员同庄主发生冲突的基础上加强起来了。
工业方面的革命以后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工业集中的情况，即工业规模扩大和集中于愈来愈大的资本家集团手中的情况，大大加剧了。还在1905年革命以前，资本家已开始联合起来成立同盟，以图在国内提高商品价格，把赚来的超额利润用作鼓励商品输出的基金，使商品可以输出到国外市场去贱价销售，夺取国外市场。资本家的这种同盟，这种联合组织（垄断组织），就叫做托拉斯和辛迪加。革命以后，资产阶级托拉斯和辛迪加的数量更多了。大银行数目也日渐增加、它们在工业中的作用愈益增长。流入俄国的外国资本有增无已。
于是俄国资本主义就愈益变成垄断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了。
工业经过几年停滞以后又重新活跃起来，煤炭、金属和石油的产量提高了，纺织品和食糖的生产增长了。粮食的出口大大增加了。
虽然俄国当时在工业方面已有若干进步，但它同西欧相比仍然是个落后的国家，并且是个依赖于外国资本家的国家。当时俄国还不能生产机器和机床，它们都是从国外进口。当时俄国还没有汽车工业，还没有化学工业，还不能生产矿质肥料。在武器制造方面，俄国也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落后。
列宁指出俄国金属消费很低是俄国落后的标志时写道：
“俄国自农奴获得解放后的半世纪内，铁的消费增加了四倍，但是俄国依然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空前落后、贫穷和半野蛮的国家，它所装备的现代生产工具比英国少四分之三，比德国少五分之四，比美国少十分之九。”（《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6卷第543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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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287页。——译者注
俄国经济落后的直接结果，就是俄国资本主义和沙皇制度本身都依赖于西欧资本主义。
这表现于俄国国民经济中如煤炭、石油、电器工业和冶金业等最重要的部门都操在外资手中，沙俄所用的机器和设备几乎全部要从国外输入。
这表现于重利盘剥的外债，沙皇政府每年要从人民身上榨取几万万卢布来交付外债的利息。
这表现于与“盟国”缔结的许多秘密条约，根据这些条约，沙皇政府在战争爆发时，必须提供几百万俄国士兵到帝国主义战线上去支援“盟国”，以保证英法资本家获得骇人听闻的利润。
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宪兵和警察，沙皇奸细和黑帮分子，用盗匪手段袭击工人阶级的现象特别流行。当时用高压手段来迫害工人的不仅有沙皇的鹰犬。工厂主在这方面也不落后，他们在工业停滞和失业人数增加的年代特别加紧向工人阶级进攻。工厂主宣布大批开除工人（同盟歇业），把积极参加罢工的觉悟工人列入“黑名册”。凡加入了本工业部门厂主同盟的企业，都拒绝雇用列入这种“黑名册”或“黑名单”的工人。计件工资标准在1908年降低了百分之十至十五。工作日普遍延长到十至十二小时。抢劫式的罚款制度又盛行起来了。
1905年革命的失败，使革命同路人开始瓦解和蜕化。这种蜕化和颓废情绪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厉害。同路人是在革命汹涌高涨时期从资产阶级方面跑进革命队伍的，他们一到反动时期就离开党了。其中一部分跑进了公开与革命为敌的阵营、另一部分则盘踞在保全下来的工人阶级合法团体中，竭力引诱无产阶级离开革命道路，拼命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威信。同路人离开革命竭力去迁就反动势力，想同沙皇制度和睦相处。
沙皇政府利用革命的失败，把那些贪生怕死和钻营私利的革命同路人招去替它当走狗，即替它当奸细。沙皇的保安局派遣到工人组织和党组织中去充当内奸的许多无耻叛徒，在内部进行特务活动，出卖革命者。
反革命势力在思想战线上也大举进攻。一大群时髦作家涌现出来，他们“批评”和“谴责”马克思主义，辱骂革命，讥笑革命，赞美叛卖行为，借口“崇拜个性”而鼓吹淫乱。
在哲学方面“批评”、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加剧了，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用冒牌“科学”论据作掩饰的宗教流派。
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已成时髦。
这班老爷虽然牌号不同，但目的都一样：引诱群众离开革命。
一部分党内知识分子也浸染了颓废情绪和怀疑心理，他们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从来也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站稳过。其中有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卢那察尔斯基（他们是1905年归附布尔什维克的）、尤什凯维奇、瓦连廷诺夫（两人都是孟什维克）一类的着作家。他们从两方面同时展开“批评”，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即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基础，即反对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批评与一般批评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这种批评不是采取公开的直率的方式，而是以“维护”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为幌子，采用了暧昧的骗人的手法。他们说：我们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我们想把马克思主义“改善”一下，想使它摆脱某些基本原理的束缚。实际上，他们是仇视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们在竭力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虽然他们口头上伪善地否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仇视，并继续用两面派手法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这种伪善的批评非常危险，因为它是要欺骗党内普通工作人员，而且确实能把他们引入迷途。这种破坏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批评愈伪善，它对党也就愈危险，因为它同反动势力对党对革命的总进攻会愈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一部分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甚至鼓吹必须创造一种新的宗教（即所谓“寻神派”和“造神派”）。
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摆着一个极迫切的任务：必须给予这些背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蜕化变节分子以应有的驳斥，撕破他们的假面具，把他们彻底揭穿，以扞卫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
本来可以期望普列汉诺夫和他那些自命为“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孟什维克朋友们把这一任务担负起来的。但他们却宁愿撰写几篇无足轻重的批评性小品文来敷衍一下，接着就溜之大吉了。
这个任务。是由列宁在他那本1909年出版的有名着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完成的。
列宁在该书中写道：“不到半年就出版了四本书，这四本书主要是并且几乎完全是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的。其中，第一本是1908年在圣被得堡出版的巴札罗夫，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别尔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