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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你……你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个青年回答很有意思，说：“天一黑就得去捉许多萤火虫，捉到很晚才能回来，所以，困得没有办法，只好在白天睡觉。”
这只是一个比喻。总而言之就是要抓紧时间努力学习，虽然从学校毕业了，但是光靠在学校的学习还是不够，平时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
·与儿岛亨的谈话，录自儿岛亨《未被了解
的鲁迅》，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决不要为此而悲观。不管是日本文字也好，俄国文字也好，毫无关系。我倒干脆希望，在中国，中文被取消（鲁迅此处的意见似过于偏执/编者），不管它是英文还是法文，比中文更好的文字得到普及。
·1933年5月22日与申彦俊的谈话，录自申彦俊《中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文刊1934年4月号朝鲜《新东亚》，转自1998年第9期《鲁迅研究月刊》。
新作家，尤其是我们所期待的由劳动者或农民中产生出来的文学家，在现在的中国，是颇不容易产生的。在将来的长久的期间，也恐怕不易产生出来，因为生活丝毫不与人们从事文化的余裕，而且文字的拘束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力。在中国，因为那种困难的文字的关系，能够粗浅地看得懂写得出，就要花费初等教育的大半的精力，想驱使文字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是需要很多教养的。在目前，劳苦的大众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中国新近的作家，都是由大学出来的知识阶级，无论怎样，与劳动阶级出身的作家是大不相同的。他们那些丰富生活的体验者，如果有了文学的才能，那无疑会产生伟大的文学来。语言文字上的改良，这是最重要的工作。
·与鹿地亘的谈话，录自鹿地亘《鲁迅访
问记》，文刊1934年5月4日《世界日报》，
1992年第7期《鲁迅研究月刊》转载。
中国人写文章较别国难，因中国文字实在太不够用。所以写作时几乎个个字在创造起来。如果要照文法第几条，那是不可能的。外国字则每个字有单独意义，中国是分不出来的，有时加上形容字，也觉得不妥当。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版《欣慰的纪念》。
用语太少，是新文艺成功的很大障碍。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董大中著，河北人民
出版社1999年9月版《鲁迅与高长虹》。
“我主张以文学来帮助革命，不主张徒唱空调高论，拿‘革命’这两个辉煌的名词，来提高自己的文学作品，像《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作品，我总还嫌太少。在目前，全中国到处可闻到大众不平凡的吼声，社会上任何角落里，可以看到大众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汇流的斗争鲜血，这一切都是大好题材。可是前进的我们所需要的文学作品的产量还是那么贫乏。究其原因，固然很多，如中国青年对文学修养太缺少，也是一端。但最大的因素，还是在汉字太艰深，一般大众虽亲历许多斗争的体验，但结果还是写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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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节：编辑与出版
作者： 吴作桥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先生此论是专指当时繁体字/编者），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代替这种障碍进步的文字。譬如说，一个小孩子要写一个生的“”字，或一个“”字，到方格子里面去，能够不偏不歪不写出格子外面去，也得要花一番功夫，你想汉字麻烦不麻烦？目前，新文字运动的推行，在我们已很有成绩，虽然我们的政治当局，已经也在严厉禁止新文字的推动，他们恐怕中国人民会聪明起来，会获得这个有效的求知新武器，但这终然是不中用的！我想，新文字运动应当和当前的民族解放运动，配合起来同时进行，而进行新文字，也该是每一个前进文化人应当肩负起来的任务。”
·与芬君的谈话，录自芬君《鲁迅访问记》（据作者称，此文付印前经鲁迅校阅/编者），文刊登太编上海长江书店1936年11月初版《鲁迅访问记》。
■编辑与出版
我一向反对刊物的文章排得太满，密密麻麻，看了使人有压榨之感，不舒畅。不过正文后面留下许多空白，也确实很可惜。《掂斤簸两》（指《太白》半月刊的栏目名称/编者）好，排得少些，和正文区别开来，必要时加上花边。既像花饰，又批评了坏现象，这能使刊物活泼起来。
·与唐的谈话，录自唐著，上海文艺出
版社1979年10月版《回忆·书简·散记》。
“一个刊物，是选登作品，怎么能调查人家的行为呢？”（《莽原》常登姜华的作品。中国大学有人向鲁迅先生反映姜华是国家主义派，《莽原》不应刊登姜华作品，先生讲了上面的话/编者）？。
·对中国大学某先生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上海杂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
编辑应当有清醒的头脑，他比作家知道更多的东西，掌握更全面的情形，也许不及作家想得深。编辑不能随心所欲地吹捧一个作家，就像他无权利用地位压制一个作家一样，这是个起码的条件。
·与唐的谈话，录自唐著，上海文艺出
版社1979年10月版《回忆·书简·散记》。
这本版画（指《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此书于1936年10月印出，16日吴朗西将书送鲁迅先生/编者）印得还可以，装帧也美观大方，以后的画集就照这样印，一个月可以出一本吧？
·与吴朗西的谈话，录自吴朗西《鲁迅先生与文化生活出版
社》，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字排得密密层层，不留余地，令人接在手里有一种压迫感。
书的每行的头上，倘是圈，点，虚线，括弧的下半（，）的时候，是很不好看的。我先前做校对人的那时，想了一种方法，就是在上一行里，分嵌四个“铅开”，那么，就有一个字挤到下一行去，好看得多了。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长体和扁体的字要间杂起来，一律长体或扁体是不好看的。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张新颖编，学
林出版社1997年版《鲁迅印象》。
光边（指边口切齐的书/编者）好像和尚头似的。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你昨天走后，我忽然想起几个错字来。我虽然在顶上点出来，但并未改。我是想等着作者来，问一问是否有特别用意再改的。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都给他改正好了。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不拘是创作是翻译或校对都要十分精细，别无“诀门”。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好，要仔细一点，文章上的争执，常常因一个字的错误，引起很大的误解。校对和创作上的责任是一样重大的。
·与尚钺的谈话，录自尚钺《怀念鲁迅先生》，文
载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那又何必呢，邵飘萍是新闻记者，一天到晚，跑来跑去的，你找他，还得找伏园。有多麻烦？我看吃完饭，你们俩去看他，一下就决定了。”（指荆有麟、孙伏园一起去找邵飘萍，商量出《京报副刊》一事/编者）。
·与荆有麟、孙伏园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上海杂
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片断》。
“他这样说（指李小峰约期付酬时总说×日以后付/编者），是永远不会失信的。”
·与张友松的谈话，录自张友松《鲁迅和春潮
书局及其他》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7辑。
“×先生，今天我作小东，就在近边找个馆子再胡拉一阵儿吧。你看，已是吃中饭的时候了。”
·与黄苹荪的谈话，录自歇翁（黄苹荪）《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