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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面子’和‘门钱’，大肆主张‘面子’的西崽等等，在门口抓住出入的商人强行索取若干‘门钱’，是最能说明‘面子’所以是伪善的这个道理的。据说这种索取‘门钱’的风气，在古代的中国国民中是不曾存在过的。
“观察出现在小说中的情况（虽尚不准确），这好像是元人征服中国以后出现的风气。
“大抵是说，元人以强大的暴力征服中国，到处建立了自己的势力以后，如若以金钱塞进其腰包，则任何请求就均可答应。对各处的守门人，给以几许也便能通过。自从产生这种习惯之后，这种门钱主义便成了一般风气。”
·与×××的谈话，日文原载1923年6月3日
出版的，藤原镰兄编辑的日文《北京周报》第
68期，李芒译，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他们发出“前进！前进！”的号召，叫纯真的学生朝着枪口冲击，可是他们自己决不站在前面把胸脯朝着枪弹，只是从旁边发出号召，这就是中国的领导者的姿态。你以为这样就能救中国吗？
·与辛岛骁的谈话，录自辛岛骁作，任钧译《回
忆鲁迅》，原文刊1949年6月东京版《桃
源》创刊号，译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3辑。
你到过绍兴？
你的《蕙的风》里有一首诗是写绍兴的旌表节妇烈妇的牌坊的。
旌表节烈是惨无人道的，节烈牌坊就是礼教吃人的证据。反对封建礼教，必须提倡自由恋爱。
·1925年8月26日在“老虎尾巴”与汪敬之的谈
话，录自汪敬之《鲁迅——莳花的园丁》，文收湖
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北洋政府治下
“教育部决定拍卖房屋和图书的传说，我也听说了。但教育部并无此种决议，这种房屋器材图书能不能拍卖，稍微有常识的人，都立刻可以明白。不过确实有过这样的说法，大概有人向报纸写过信，说是如果拍卖，四库全书就可卖很多钱。不过四库全书包罗广泛，到底有多少价值，也是可疑的。例如抄写上的错误，清朝为自己的需要作了许多窜改，已大大减低了它的价值。比方四库全书价值一百万元，要买的人有这些钱，大可以去买一部未经窜改的书。而且像这样的书，即使出卖也不能用拍卖的方法，这是很明白的事，谁也不会当做问题的。
“政府机关中，教育部是仅次于参谋本部的欠薪最多的部，已经九个月没有发薪了，部员中生活困难的确实不少，其中有回乡的，也有不能再到部的。最困难的是彭允彝教育总长时代今春进部的人，这些人连一个月的月薪也没有领到过。加之彭已经不在了，所以那时进部的人，差不多连一个同情的人也没有，其中有的部员还是特地从家乡出来的，在北京无一相识，其情况更为狼狈。
“教育部人员常在部里开会，上国务院奔走，向曹氏请愿，要求早日任命总长，决定部的负责人，要求迅速发给经费，看样子都无结果。我觉得做这些活动也不会有办法，因此开会时从未去过。这样的内阁，不管说多少话，差不多都是空的。所以部员们觉得反正没有希望，就有人发表过激的言论，有人说，必须作彻底的改革，我们是革命派。真要革命就得到民间去宣传革命，依靠人民的力量来反对政府。依然留在当官的地位，因为领不到薪水便变了革命家，实在太滑稽了。这些人只要把薪水十足领到，他就可以当官，并不是什么革命家。所以他们的话是毫无作用的。不管哪个国家也找不到官吏兼革命家的人物，身为官吏，口谈革命，既为官吏又兼革命家的人，也只有我国才有。教育部拍卖房屋图书的话，大概也只有我国才能听到。总之，对于我国的现状，我不想认真去想，也没有什么好说。”
·与×××的谈话，日文原载1923年11月18日
出版的藤原镰兄编辑的日文《北京周报》第
89期，译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楼适宜译。
这（指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编者）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这种说法（指刘和珍和杨德群是被有目标的枪杀/编者），我也听到过。如果这话是真的，那就可以说明段祺瑞他们杀人是有预谋的。学生剪短发（指杨德群/编者），当学生会主席（指刘和珍/编者），难道就有枪毙的罪吗！青年为了爱国，意在援助外交，徒手请愿，执政府竟然关起门来开枪射击这些手无寸铁的爱国青年，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无耻、更野蛮的行为，这是“孱头”们干的事。他们在欺侮我们的洋大人面前，那奴才相就毕露了。这样下去，中国的前途真叫人担忧。
刘和珍是我的学生，这么多的爱国有为的青年，无辜牺牲，太可惜了。
·与俞芳等人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北京西河沿有狐狸银行，吕纯阳（吕洞宾/编者）任银行总经理，在民众中有很高的信用。……政府的事不清楚，但民间的确相信吕纯阳是狐狸银行的总经理。他们认为这位仙人当总经理将是靠得住的。其理由很简单，财神梁士诒（当时北洋政府的财长/编者）没有能防止交通银行停止兑现，说明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所以，如果让长生不死的神仙来试试的话，也许用不到那样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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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国民党治下
作者： 吴作桥
·1923年1月7日与橘朴的谈话，录自严洪责《鲁迅和橘朴的谈话》，文刊1988年第7期《鲁迅研究动态》。
袁世凯要作皇帝了，先使爪牙在政府各部门关说，豫先示意，那时正值某某当教育部长，有人在暗暗通知他，叫他上一呈文，在自己的名字上写一“臣”字，便是表示服从了。那部长听了大惊，立刻照办。但用什么为题呢？……哦！有了，振兴大（疑为“小”字/编者）学教育。于是赶紧作了一呈大总统文，请提倡小学教育。名字上写了这一字。这呈文抄出在报纸上发表了，有人读了很高兴，和我来说：“现在要振兴小学教育了！”我心里想，这就是所谓黑暗了。
·与徐梵澄的谈话，录自徐梵澄《星花旧
影》，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1辑。
■国民党治下
“最初，共产党是火车头，国民党是列车，革命是由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的，或者说共产党是革命的功臣，所以学生一同在鲍罗廷（苏联政治家，1927年被孙中山聘为顾问/编者）之前举行了最敬礼。青年们也谁都感激着共产党。但这回却正因为他们是共产党而把他们杀戮。……对于这样的国民党，我诚异常憎恨！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鲁迅传》，文刊1932年
四月号日本《改造》杂志，1952年1月号《文艺报》转载。
“在这一点上，旧式军阀为人还老实点，他们一开始就不容共产党，始终坚守他们的主义。他们的主义是不招人喜欢的，所以只要你不靠近它，反抗它就行了。而国民党所采取的办法简直是欺骗；杀人的方法更加狠毒。比如同样是杀人，本来给它脑上一发子弹就可以达到目的了，而他们偏要搞凌迟、活埋，甚至连父母兄弟也要杀掉。打那以来，对于骗人做屠杀材料的国民党，我怎么也感到厌恶，总是觉得可恨。他们杀了我的许多学生。”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卞立强译《鲁迅传》，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真是无耻之徒（指广州的国民党方面的工人纠察队/编者），直到昨天还高喊共产主义万岁，今天就到处去搜索共产主义系统的工人了。
·与山上正义的谈话，录自山上正义作，李芒译《谈鲁迅》，文
刊1928年3月号《新潮》，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中国革命的历史，自古以来，只不过是向外族学习他们的残酷性。这次的革命运动，也只是在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等言词的掩护下，肆无忌惮地实行超过军阀的残酷行为而告终。——仅限于在这一点上学习了工农俄罗斯。
·与山上正义的谈话，录自山上正义作，李芒译《谈鲁迅》，文
刊1928年3月号《新潮》，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不管投入多少军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