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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言自语，录自歇翁（黄苹荪）《鲁迅与“浙江党部”之一重公案》，文刊1948年6月10日上海《子曰》丛刊第2辑。
现在的我，是虚无主义的。国民革命之类的事情，对我来说不过是全然没有意义的现象，所谓的民众运动，也不能使我为之倾心（鲁迅坦诚地认为自己有虚无主义思想。这里鲁迅指的“国民革命”、“民众运动”等是指当时国民党右派所掌握的“国民革命”与“民众运动”/编者）。
·1928年12月28日在中有天饭馆与前田河广一郎
的谈话，原刊1929年2月《读卖新闻》前田河广一
郎《中国的文学家》，转自张杰著，福建教育出版
社2001年9月版《鲁迅：域外的接近与接受》。
“我怀疑过自己，怀疑过中国和中国人，怀疑过人类为之而奋斗的一切事物的价值。”
“我曾是个十足的悲观主义者，后来，我逐渐发现了自己，渐渐地对自己的怀疑产生了怀疑。”
“那是一种不能调和的矛盾状态。否定之否定是肯定，于是，我学会以比较乐观的观点看待生活了。”
·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录自斯诺作佩云译，《鲁
迅——白话大师》，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
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许多以前认为纠缠不清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看，就明白了；为了共产主义的事业，我也没有什么保留的地方。
·与李霁野等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鲁迅先生两次回北京》。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啦，革命的辩证法理论啦，是没有的。包围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本身，便教给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相同形态的东西。不是想不想革命的问题，而是革命乃是中国惟一的现实生活。
·1935年10月27日与圆弘谷的谈话，录自圆弘谷《与
鲁迅谈话》，文刊圆谷弘著，1936年9月东京有斐阁版
《中国社会的测量》，1991年第5期《鲁迅研究月刊》转载。
中国共产党是从实际出发的。扩大苏区，发展党，都由于他们现实生活的需要，并不是出自书本和小册子上的理想。正因为这样，苏区民众的忍耐力是强大的，对国民政府的反抗也是强大的。
·1935年10月27日与圆弘谷的谈话，录自圆弘谷《与
鲁迅谈话》，文刊圆谷弘著，1936年9月东京有斐阁版
《中国社会的测量》，1991年第5期《鲁迅研究月刊》转载。
中国一定要走向共产主义，通过社会主义来拯救中国，此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将来中国也一定会这样的。
·1931年3月前后与长尾景和的谈话，录自长尾景和《在上
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文刊1956年第19号《文艺报》。
只有走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才能有光明的前途，国民党反动派媚日反苏，是自取灭亡。
·与李霁野等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只有资产阶级革命而没有彻底的社会主义变革，对人民大众是毫无意义的。”
·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录自斯诺著，佩云译，《鲁迅——白话大师》，文刊1935年1月美国《亚洲》杂志，转自《鲁迅研究动态》第4辑。
我对苏俄不了解，但我读过不少俄国革命以前的作品，他们同中国很有些相似之处，我们肯定有可以向俄国学习的地方。但对中国来说，只能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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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与斯诺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斯诺的谈话，录自斯诺著，三联书店1973
年版《我在旧中国十三年·鲁迅印象记》。
就是把这点小事（指李霁野在莫斯科时，一天乘电车，因喜欢一个老妇人抱的小孩，这位老妇人便让他抱/编者）写出来，在朝的也许就会给你吃点苦头，在野的也许就会诬陷你拿到了多少捆卢布；可是他们硬说苏联挂起“铁幕”，什么事都不使外间知道！我们总要用种种方法，使民众了解苏联的情形；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前途——走苏联的道路。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你怎么把这些书放在家里呢？把这些书放在家里就是公开向敌人说我是左派，这是很危险的。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回忆鲁迅在上海的几件事》，文刊1973年第5期《中国建设》。
是啊！我姓周，名字叫周树人，又姓鲁，名字叫鲁迅。可是我还有第三个名姓，那就是“社”，名字叫社会主义。我同你刚相反的，你将来姓萧不姓费，（萧伯纳是费边社的首脑，故称。费边社又称费边社会主义，以古罗马善用缓进待机战术而驰名的统帅费边命名，主张用温和缓进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编者）。而我将来呢，可以不姓周和鲁，而只姓“社”，因为社会主义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一定会胜利的。
·与萧伯纳的谈话，录自钺俊瑞《回忆鲁迅二三事》，文刊1981年9月19日《人民日报》。
以前我以为老的死掉，中国就会好起来，如今看看不然了。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欣慰的纪念》。
“我其实是知识阶级分子中最末的一个，而又是最顽强的。我没有照着同阶层的人们的意志去做，反而时常向他们挑战，所以旧的知识分子如此恨我。”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欣慰的纪念》。
“一切要求进步的人，都赞成进化，社会也是要进化的。不过，停留在进化论里，不承认事物的突变就不够了。”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关于鲁迅的
若干史实》，文刊1977年5期《天津师院学报》。
“我不是这样的，我是要战斗，到死才完了。在未死之前，且不管将来，非先扑死你不可。”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版《欣慰的纪念》。
管它呢，就是被杀死了，也打什么紧呢？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鲁迅先
生》，文载1936年11月号《译文》第2卷第3期。
“他们干他们的（指国民党当局的迫害/编者），我还是要走自己的路。”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张荣甫《我所知道的鲁迅先生》，文刊《上海鲁迅研究》第5辑。
其实，我们今天都还是为求生存而斗争。——这就是真理。真的，我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倘使是真理，这就是。这么简单。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
忆片断》，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一见到虚伪，卑污，和其他令人作呕的世态时，心里的悲愤便觉得非吐不快。有些个人代表或一种世态，骂他并不出于私怨，只是借此批一批社会的嘴巴罢了；社会是冥顽的。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我们到日本来，不是来学虚伪的仪式的。这种辱骂，倒可以编在我们的民族歌曲里，鞭策我们发愤图强。
·与厉绥之的谈话，录自厉绥之《五十年前的学友——鲁迅先生》，文载1961年9月15日《文汇报》。
那不相干！他们总归要骂的。骂鲁迅是“公事”，不骂就会失业。让他们骂吧！有的是私怨，也有骂着玩玩的，骂得好，我看。我看他们骂人的艺术。
不需要解释的事，就不解释。不如为读者多写点文章。
由它去！一个人该做的事就做，该说的话就说，只要对大众有益。至于别人怎样看，我都听便。
·与唐的谈话，录自唐《断片》，文收唐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回忆·书简·散记》。
骂我的人虽然很多，但是议论大都是不中肯的。骂来骂去骂不出所以然来，真是无聊。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