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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时代的文人爱用中国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促使日本文房用品制造业发达。当时日本能生产一种“和唐纸”（日本制的中国纸），还能生产一种名“华研写”的中国砚，同时出现了唐墨的模仿品。此外，核装技术也从中国传入，清．张潮编《昭代丛书》第19集《装裱志》（清？周嘉胃著）对日本裱装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四、黄荣宗的传入
从室町时代起，日本的五山十刹逐渐衰落，至德川时代，佛教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后以长崎唐三寺建立为契机，每年总要聘请中国僧赴日定期（三年）担任住持。德川初年，兴德寺逸然闻福州黄劈山隐元隆琼（公元1592年—公元1673年）之名，便向幕府推荐，4次招隐元前往。隐瞻元于承应3年（公元1654年）7月率弟子东渡长崎。那时已63岁。
隐元到日后，曹洞宗及临济宗的憎人先后受教。万治元年（公元1658年）隐元到江户见德川家纲，家纲给他山城宇治（在京都南郊）地方的土地，让他建立黄劈山万福寺。宽文3年（公元1663年）建成，成为日本黄梁宗的大本山。宽文4年（公元1664年）隐元将黄劈山法席让给弟子木庵。
木庵到江户遏见德川家纲，家纲赐银2万两及土地。后黄荣宗又发展到关东。木庵的弟子铁牛、慧极和潮音在各地建立禅寺，大扬宗风。木席另一弟子铁眼，经11年经营，于1678年完成了1618部7334卷日本黄粱版《大藏经》（根据明万历版）的翻刻。
黄粱宗来日僧侣都擅诗文、书画、印刻、医药，长崎唐三寺也黄劈山为本庙。黄粱宗带给日本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广，如隐元传残明代南方寺院的建筑样式。黄梁诸僧将当时独特的中国书法、画、音乐（明代章、笛）、佛像雕塑、医学等传给日本，甚至日人家食用的胡麻豆腐、隐元豆腐、黄劈馒头等到今天还受到喜爱。
＇1＇大庭修：《江户时代的日中秘话》第34—37页，东方书店，1980。
＇2＇迁善之助：《日本文化史》第5卷。
＇3＇1981年中华书局汇集其全部诗文，书札问答编为《朱舜水集》。
＇4＇元资烧：一种以濑户的陶土作原料，用蓝色颜料作画，涂以育白色釉，有透明感且雅致的陶瓷器。
＇5＇让善之助：《增订海外交通史话》第669一670页，内外书籍株式会社。
＇6＇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第24—37页，1987。第十四章 清代中日文化的交流
第一节 中日贸易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中日贸易
德川幕府成立后，德川家康曾企图以朝鲜、琉球为中介，重建中日邦交，恢复勘合贸易，由于中国方面警戒日本再次侵朝及国内矛盾，未能实现，但日中民间贸易始终在进行。幕府虽从公元1633年起不断发布锁国令，但同中国和荷兰仍保持通商。
公元1644年（正保4没）明朝灭亡，明遗臣退居东南沿海抗清，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等先后17次遣使赴日，要求德川幕府出兵援助，但幕府末予答应。
公元1683年（天和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次年宣布开放海禁。公元1685年（贞享2年）令福州、厦门官员运糖赴日销售，日中贸易额上升，日本成为入超国。日本没有相应出口货物，不得不以金银支付，引起金银大量外流。同年（公元1685年）幕府制定“贞享令”，放弃了明末的自由贸易政策，把日中贸易额定为每年白银6000贯（荷兰为3000贯），支付手段也由金银改为以铜为主。公元1715年（正德5年）又制定“正德领”除保持原定贸易额外，又限制赴日船只不得超过30艘（贸易额仍为6000贯），并须持有幕府发放的“信牌”。＇注1＇后因铜也日减，幕府开始附带出口海参、鲍鱼、鱼翅、海带等海产品及黄铜、镀金、描金等器物及名瓷“伊万里烧”，这些商品在中国备受欢迎。中日贸易在当时日本锁国下，居日本外贸首位。中国货输日者，以丝、绸、各类纺织品、书籍、字画、文具、茶、瓷器、漆器、中药材、香料、皮革等为主，其中书籍数量特别多，幕府不但自己收藏翻刻，还令各藩翻印，使中国不少典籍国内失传者，却在日本得到保存。如日本学者林春斋将中国散佚在日的汉籍16种百余卷汇集成《佚存丛书》出版，使能再现于中国。
当时航日的中国船只多由南京、宁波、温州、厦门、漳州、广东等口岸启航，经舟山群岛，横断东海， 直驶长崎。日本对中国贸易多方限制，整个德川时代日中贸易只限长崎一港，且贸易方法也限制甚严。公元1637年（宽永14年）起，规定中国商人投宿日本人家，其投宿处称“差宿”，公元1666年（宽文6年）废差宿，指定街道投宿这种街道称为“宿町”。公元1688年（元禄元年）又进一步在长崎建立“唐人坊”，凡赴日中国商人必须住唐人坊的围墙内。尽管日本对中国贸易严格限制，中国文化还是随着贸易传入日本。
二、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跟昔日一样，僧侣仍然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不过德川时代留学中国的日僧很少，赴日的明清僧却很多。除僧侣外，还有不少亡命日本的明朝遗臣，据统计达62人。＇注2＇
当初中国僧大多到长崎，住在“唐三寺”里。唐三寺是指长崎的兴福寺（南京寺）、福济寺（漳州寺）、崇福寺（福州寺）。这三所寺院是到长崎的中国船主所建，所以寺院住持必须是中国僧，由南京、潭州、福州三地名刹派僧担任。当初兴福寺开山为真圆，福济寺开山为觉海，祟福寺开山为超然。他们将明清文化带到日本。在亡命日本的明遗臣中，有何倩、林上珍、顾卿、张斐、朱舜水、陈元斌等，朱、陈二人给日本文化的影响更大。
朱舜水（公元1600年—公元1682年），明末清初爱国进步思想家，浙江余姚人，字楚屿。明末与舟山守将王翅等从事抗清活动。公元1658年参加郑成功和张煌言的北伐，攻长江下游诸城。公元1659年郑成功败后，亡命日本。公元1659至公元1665年在长崎讲学，水户藩主德川光国聘为宾师。公元1665年移居江户，广收门徒，传播中国文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光辉一页。朱舜水治学重实际效用，反对宋儒脱离实践“辨析
毫厘，终不曾做得一事”，主张学术为政治和社会服务。这种实学思想，对当时日本有一定影响。公元1682年病逝江户，葬于常陆（今茨城县），日本学者私说文恭先生。其著作由门人辑集、德川光国父子刊印为《舜水遗书》。＇注3＇
陈元（上斌下贝）（公元1587年—公元1671年），浙江余抗人，元和7年（公元1621年）随商船长崎，后为尾张德川侯的幕宾。他在日本与诸名士结交，在日本层社会有一定影响。宽文11年（公元1671不）卒于名古屋。陈元（上斌下贝）长于诗文，传授中国武术，发展了日本古来的柔道，他还在名古屋制造瓷器，后人称“元（上斌下贝）烧”＇注4＇。
明清之际去长崎的中国人不少。他们有的被任命为“唐通事（中国人翻译），成为对华贸易的官员，职业世袭。有的在长崎教授中国语盲文学，广收门徒，形成“长崎派”。获生狙株就是其中的著名学者。当时长崎成了中国文化的中心，不少日本人向到长崎的国人索诗文书画，或托便船赠诗给中国人，有的专程赴长崎，以同中国客商笔谈为乐，甚至认为到长崎便靠近中国而引为快事。＇注5＇
日本人民对待清商很友好，据传至今在长崎的中岛河畔还留下当年修建的一座“常明灯船”，上面刻着“唐船航海安全”字样，表达日本人民对中国商船的祝愿。
第二节 学术思想的传入
一、学问的考证风
中国朱子学到清代已经衰落，顾炎武反对空谈理论、不务实际的学风。阎若瑰、戴震、钱大听、段玉裁等也主张多务实际。这个考证学派的作风流传日本。在其影响下产生了古学和国学。
日本考证学派先驱者新井白石，将军德川家宣时参与幕政。他仿效马端临《文献通考》，对日本文物制度，详考其源流沿革，著成《经邦典例》一书，还著有《读书余论》、《藩翰谱》、《古史通入《同文通考》、《东雅》等，充分发挥了清代考证学的治学精神。
新井以后有片山兼山、井上金峨、皆川棋园、山本北山、龟田鹏斋、村濑拷亭、太田锦城等考证学者。锦城著有《论语大疏》、《九经谈》，他曾说“得明人之书百备不如清人之书一卷”，推崇考证学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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