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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纠儒失”、“纠佛失”等观点明确的卷名，对宗教迷信和儒学予以坚决的揭露和批判。
昌益痛斥孔孟之徒为“乱世”的“不讲贪食者”，鄙弃儒家经典，认其“无一语合自然之真道”；“孔丘，一生之书说、辩教，皆为私法，非自然之道，妄失也”＇注15＇孟子则“说尧舜之仁义道德，贪食众人之
直耕，是又盗道也……孟子之书言，悉私失，无一合于道者。故皆弃之不足评也”＇注16＇。
昌益视儒家的仁义道德为“四恶之根”，孔孟之道为偷换“自然世”的“私法”。他说：“圣人教言，信者应乎仁义礼智四德，无信则四德无用矣。此乃盗失也。仁者罪人之根，礼者乱人之根，义者杀人之根，智者盗之根，若纳信于此四恶之根中，则四恶益甚，妄善大矣。”＇注17＇无情地剥下了所谓“仁义道德”的外衣。
作为反封建的农民革命思想家安藤昌益，彻底否定封建社会，说“此乃禽兽之世也。”＇注18＇他在否定四民等级社会的前提下，提出了“直耕者”农民至上的思想。他认为，只有农民才是养育天下人之父母，；农者，直耕直织，安食安衣，无欲无乱，自然之转（天）子也……以之置于士下，践踏己之养父于足下，乃圣人之罪。”＇注19＇这种把农民视为“天子”的思想，就是对四民等级制度的否定，又是对农民阶级的肯定，恢复了被剥削制度所颠倒了的社会关系。
昌益把他理想中曾存在于古代的社会称为“自然世”，那是一种“无富无贫，无上无下，男女无上下之别”的平等社会。在这种“自然世”中，“原野田地之人出谷物，山里人出薪材，海沃出色、薪材、鱼盐、米谷互易而得。浜、山、平里之人伦，与薪、饭、菜之用均自然安食安衣。”＇注20＇昌益的这种设想正是那种“没有阶级差别，设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注21＇。但是，由于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的物质条件在那时还远没有成熟，代表农民思想的昌益又处于那样闭锁孤立的环境里，当然不能指出怎样从法世转向自然世的道路，以致使他的伟大革命思想不得不以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而告终。他的著作也不得不和他的理想一样，被埋没了近一个半世纪而没有为人们所觉察。＇注22＇
五、吉宗独裁与节约令
幕府为巩固动摇的统治，整顿元禄以来商品经济发展所搅乱的封建体制，防止农村阶级进一步分化，摆脱财政危机，需要采取新的对策。
享保元年（公元1716年），德川吉宗就任八代将军，在他执政期间进行了一些改革，因这些改革大部分是在享保年间（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进行的，史称“享保改革”。这是德川时代三次改革中的第一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下：
吉宗就职后，免去前代幕政的中心人物新井白石，任命水野忠之为掌管财政的“老中”。提出“一切循祖法”，恢复德川前期将军的独裁统治。
为加强镇压人民，吉宗提倡尚武、振兴德川家康后中断了的武士狩猎、练武。翻译发行清代范铣的《六喻衍义》＇注23＇，作为民间教材及字帖，向人民灌输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幕府还设“目安箱”＇注24＇，制订《公事方御定书》＇注25＇，使处理违普及刑事诉讼有法可循。
为解决财政困难，首先节约开支，简化繁绍的礼仪，七代将军家继的葬礼比以前简化得多了，其后的法事也是如此。吉宗就任将军不久，家光的灵庙烧毁了，但没有重建，与家纲的庙合祭。享保7年（公元1722年）实行“献米制”，命令各大名每万石俸禄献米百石，代之以减免其留居江户参勤期间为半年，即半年在府（江户），一年半在卧（领地）。这样，才勉强发出旗本、御家人的禄米，偿还积欠商人的债款，暂时缓和了财政危机。这个制度继续了10年，至享保16年（公元1731年）撤消，恢复原参勤制度。
享保3年（公元1718年）颁布“新金银通用令”，着手通货整顿。其内容是今后各种物价用新金银（正德金银）计算和交易，以前通用的各种通货在五年内换成新金银。这种新的通货政策，给元禄以来不断发展的经济泼了冷水，带来了经济的衰退，因为各种旧通货兑换新金银是在显著收缩通货的方针下进行的，货币量减少则货币、商品流通的速度缓慢。然而元文元年（公元1736年）以大量比较劣质的元文金银换取少量良质的正德金银，并发行大量铜钱、铁钱，给经济带来了好转。
享保8年（公元1723年），实行官职津贴（足高）制，规定低俸者就任高位官职时，发给官职津贴。例如，俸禄千石的人担任3000石俸禄的官职时，另外补贴2000石，离职后津贴即取消。这样，既节约了开支，又能选拔人才，制止官僚主义。
享保9年（公元1724年），向各大名、旗本发出节约令，从书信、赠答、婚丧以至日常饮食、妇女服饰，都作了详细规定。对一般武士和平民的节约令，涉及更广泛的生活面。
节约令施行的另一个结果，是阻碍了商业发展，打击了商人，正如江户浪人学者山下幸内给吉宗上书所批评的，“节约政策是产生贫困的根源”。由于实行节约政策，“工匠做什么都卖不出去，日子不好过”＇注26＇。节约没有使财政好转，终至连武士的俸禄也发不出去。
享保改革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法制的整顿——制作法令集和编纂法典。吉宗时制作了《宽保告示集成》（公元1617年—公元1743年的法令）、《撰要类集》（享保期江户法令）。编成《诉讼处理御定书》2卷，这是一部以刑法为中心的法典，供官吏参考的。
六、掠夺农民的新制度
幕府为增加收入，最大限度掠夺农业生产的全部成果，享保7年（公元1722年）起，征收年贡时实行“定租制”（固定租率制），取消过去每年秋季检查收成丰歉以确定租率的“勘查制”（检见制）。其办法是选择收成变化较小的地区过去10年平均收获量定出租率。过去的年贡各地虽有不同，大体上为四公六民，即税率为收获量的40％，从享保10年起提高为收获量的60％，即六公四民，但由于农民到处掀起起反抗，享保13年（公元1728年）定为五公五民，并规定非遇荒年，全村减产三成以上不减免。定租期满后，重新检查农作物，另定租率，产量增加时年贡也相应提高。
幕府实行“定租制”，目的是增加税收，所以督促代官尽力征收贡租。但元文2年（公元1737年）神尾春央任“勘定奉行”后，又全面恢复实行“勘查制”。他不按幕府初期查田定级（土地分上、中、下三级，按级定税）征收年贡，而是以土地实收量按五公五民征税。这样，农业生产力提高的果实被掠夺殆尽。
定租制对拥有肥沃土地的地主有利，对耕种多为贫瘠土地的农民不利。实行新的勘查制后，农民更加贫困，进一步促进了农村阶级分化。幕府拉拢地主，允许“苗字带刀”（即准许平民称姓佩刀）提高地主在农村中的威信，阻止农民的反抗斗争。
七、开垦新田与增产兴业
幕府增加收入的另一措施是开垦新田。享保7年（公元1722年），幕府奖励在幕领或与它交错的地带开垦新田。规定幕府垦地虽为藩领，贡租亦归幕府征收，商人出资开垦者，其贡租十分之一归开垦者称为“町人请负新田”，允许他们将与投资相应的利润以地租形式收回，这就公认地主制的形式。当时著名的新田有武藏野、摄津川江、越后的紫云寺沼泽等新田。
开垦新田的目的是扩大税源，幕府子享保11年（1726）制定征收新田年贡的规定——《新田丈量条项》。将享保以前开垦的新田贡租提高到与“本田”（一般土地）同等的税额，对于火田（焚烧野草开垦的田地）和山坡田，也都列入征收年贡的对象。还积极检查“隐田”，干方百计增加贡租。商人出资开垦新田，许多人便成为地主。
在开垦新田的同时，幕府还致力“增产兴业”，奖励种植经济作物，并推行当时主要靠输入的药材、人参、甘蔗等的栽培，以增税收。
此外，吉宗重视对生产有用的实学，令被称为甘薯先生的青木昆阳（公元1698年—公元1769年）学习荷语与兰学。享保5年（公元1720年）缓和对洋书的禁令，准许输入与基督教无关的自然科学书籍、西洋船舶、武器、望远镜、仪器及药种等。还在江户设立天文台，鼓励与农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