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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对立面，所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联合农民对付共同敌人，但同时却极力阻挠农民去触动封建制度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他们垄断把持的“物心村”组织，又成了农民广泛深入开展反封建斗争的绊。
二、阶级矛盾的激化
室町时代农民在幕府、守护、庄园领主、在乡领主的层层盘剥下，封建负担异常沉重。下层农民“作人”、“下作人”、“名子”负担的年贡，若是把交给领主部分和大名主进行中间剥削的部分加在一起，就达到产量的60至70％。农民们还要负担徭役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更加奢侈，加紧搜刮农民。例如足利义满在其晚年曾在京都北山建立了豪华的别墅，称做“金阁”，把天皇和公卿邀到这里纵情玩乐，仅建筑费一项就花了百万贯，这等于浪费掉农民血汗结晶的百万多石大米。在农民普遍贫困的情况下，受到幕府保护的酒屋、土仓和寺院兼营的金融机关以抵押借款人的土地、各种动产为条件高利放贷，更使人们难以忍受。备受高利贷之苦的除农民外，还有城市贫民和大量破产的下级武士。
因此，进入15世纪，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团结起来的农民反封建主的斗争愈加激烈，开始从以个别领主为斗争对象的集体“强诉”、“逃散”发展到以幕府、守护、领主、高利贷者等整个封建剥削阶级为斗争对象的大规模武装起义。这种武装起义被称作“土一揆”或“土人一揆”。但是这时期起义者打击的锋芒主要还是指向高利贷业者和高利贷制度，因为起义的主要目的是要幕府、寺院发布“德政令”，即废除苛刻的债务关系；因此，日本历史又常常称这种起义为“德政一揆”。起义的主体是广大农民，参加者有城市贫民和
下级武士。
三、正长起义与嘉吉起义
15世纪初、中期的农民起义主要集中在当时日本封建统治的中心京都和奈良地区。首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发生于正长元年（公元1428）；这一年发生了全国性饥谨，瘟疫蔓延，“人民多死亡，尸骸充斥各国”。＇注27＇幕府和领主们毫无救灾表示，相反，足利氏一族为争作刚死的将军足利义持的继承人而争战不休，把更大的灾难加给人民。8月，起义由近江的陆上运输工人（“马借”）发难。9月，京都东南醍醐寺领地农民揭竿而起，山科、鸟羽、西冈的农民群起呼应，起义烈火越烧越旺。手持伐木刀、木棒、铁锹、镰刀和长枪的起来者们在战斗中采取迅速集中、分散的灵活战术，屡次挫败貌似强大的官军。起义者到处索回借据和抵押品，宣布废除债务关系。10月，京都市内也发生了要求取消债务的起义。起义者占领了寺院，袭击了酒屋和土仓，夺回抵押品，烧掉典当契据，一下解决了用“强诉”方式难以解决的问题。历史上称起义者这种以自己的双手解除债权债务关系的作法为“私德政”。与此同时，来自木津的运输工人和农民组成的几千名起义者逼近奈良。统治阶级不得不假借大庄园兴福寺之名发布“德政令”，内容是：典当物品归还三分之二，无
条件废弃5年以前所有欠债借据，勾销1年以前的年贡欠账。大和神户乡的农民为歌颂这次胜利，在一块石雕上刻下如下铭文：“正长元年（公元1428年）以后，神户四乡无任何债务关系。”＇注28＇这块雕着佛像的巨大花岗岩迄今仍保存在奈良市区的柳生町。
对于被称为“正长一揆”的这次农民起义的胜利，统治阶级惊恐万分。兴福寺的大乘院僧正寻尊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大凡亡国之基莫过于此。日本开辟以来此为土民蜂起之始也。”＇注29＇这次起义还波及播磨（兵库县）、纪伊（和歌山县）、和泉、河内、界（均属大阪府）和伊贺、伊势（均属三重县）各地，迫使各地统治者均发出“德政令”。正长起义之后，各地起义迅猛展开，此伏彼起。永享元年（公元1429年）播磨国再次起义，要求减轻年贡，并且提出“国内不许有武士（守护的武士）”＇注3…＇的战斗口号，一度打败了守护赤松满佑的军队。
当起义迫使各地统治者发出“德政令”而起义队伍纷纷解散之后，幕府立即反扑，不承认起义者以实力赢得的取消债务这一胜利果实。永享2年（公元1430年）足利义教发布《政所壁书》（政所告示），严禁以偿还部分本钱为条件取消债务的要求，对受到打击的洒屋、土仓采取复兴的方针。＇注31＇
人民进攻力量的加强，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嘉吉元年（公元1441年），足利义教企图剥夺播磨守护赤松满佑的领国，反被杀死。就在这时，从8月末起爆发了更大规模的袭击京都及其周围、要求“德政”的起义。近江国和山城国的万名农民把京都团团包围，占领了位于通往京都的7条道口的神社和寺院，每天轮番出击市内，同幕府军作战，要求幕府发“德政令”并警告说，如果不接受要求便烧掉这些寺院。经半月的战斗，幕府终于不得不发布“德政令”。据统计＇注32＇，公元1428年至公元1441年发生起义23起，1442至1466年发生35起。这35起大多数以京都、奈良地区为中心，其中公元1454年和法院1457年以京都为中心要求“德政令”的起义，规模较大且获得成功。
四、起义的性质与历史意义
如上所述，15世纪20至60年代的日本农民起义王要是以反对高利贷剥削为内容。对于这种农民起义的性质，人们一直认识不清，因此对起义的历史意义也就不能作出恰当的估价。这个时期的日本农民起义无疑也具有反封建的性质。按照童云扬的见解，这主要是因为日本酒屋、土仓的高利贷剥削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质。他指出：就这个问题他在《日本室町时代的“酒屋土仓”和农民运动》一文‘＇注33＇中指出三点。第一，酒屋土仓的高利贷业始终是在强有力的封建统治集团保护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封建统治集团最初是寺院领主，接着是贵族集团，最后是幕府统治者。有时，有的酒屋土仓主还被用为幕府收税官吏，使于相互勾结。第二，酒屋土仓主常常占有（临时性的或永久性的）债务人作抵押的土地，临时占有封建领主作抵押的预征年贡，利用地头在庄园的种种权力（“地头职”），以这些手段参与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分享封建贡租。第三，高利贷剥削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加重了劳动人民的封建剥削负担。
起义的历史意义是巨大的。起义基本上瓦解了幕府同酒屋土仓的勾结利用关系，削弱了封建统治。在起义的压迫下幕府一再发布“德政令”，破坏了酒屋土仓的债权，影响了幕府以此债权为基础的财政收入。幕府为保证财政收入不受损失，遂采取了牺牲酒屋土仓的利益、利用德政令的方针。例如，幕府1454年12月18日的德汉令规定：适用于德政令的债务人只要向幕府交纳债额的十分之一，便可废弃债务。这样一来，酒屋土仓主便不再乞求幕府保护，相反，致力于摆脱幕府控制，寻求城市自治。＇注34＇
起义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酒屋土仓经济上的封建性。这些高剩贷者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感到继续干这种营生已经无利可图，便使其资本日益转向的手工业、商业和海外贸易，这对于尔后日本经济发展新局面的出现是有促进作用的。＇注35＇
一次一次的起义大多争得了德政令和实现了“私德政”，人民生活处境得到一定改善。某些以减轻贡租为目标的起义大多也赢得了胜利。由于这些胜利，原来那些“下人”、“所从”等半奴半农式下层农民得以进一步摆脱人身依附关系，基本上完成了他们自镰仓以来向独立小农的成长过程，生产得以发展。
＇1＇延喜（公元90l年—公元922年）是醍醐天皇在位时期的年号，天历（公元947年—公元956年）是村上天皇在
位时期的年号。“延喜、天历时代”即指该两天皇统治的时期。
＇2＇龟山天皇系统因后宇多法皇住在大觉寺，故称大觉寺统。后深草上皇系统因后深草、伏见两上皇住在持明院，故称持明院统．后来前者为南朝，后者为北朝。
＇3＇地待：亦称国侍，是乡村武士，不供职于幕府。
＇4＇《日本史料集成》第194页，平凡社，1963。
＇5＇读卖颜闻社《日本历史》，第5卷第76页，1965。
＇6＇例如，1392年在纪伊国南部庄，领主高野山同地头实行了“下地中分”。此后田山氏担当该国守护，寺家方面“中分”部分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