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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最后一次敬礼”这样的“绝命”之笔。
3月6日，彭德怀被转移到北京五棵松不远的罗道庄卫戍区干部队监护。
这里管得更严，大门有卫兵守卫，犯人的囚室前有哨兵，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彭德怀的囚室里还安排了一名哨兵，他的一言一行都要进行记录。
看着四周的环境，彭德怀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这里不是营房，是班房……我在这里是坐监狱。”
哨兵见他嘴里不停地说话，就过来干涉。
彭德怀对着哨兵拍腿感叹道：“今年我已经被撤职八年了，这八年白白地浪费过去了！”
八年，一个抗日战争都打胜利了，可抗日战争中曾立下不朽战功的一员虎将——彭德怀的问题一直都未能解决。
冬天将至，彭德怀却只有一件破棉袄，一条破棉裤，身上没有换洗的衣服。一个70岁的老人，只得让哨兵给借来针线，然后戴着老花镜一针一针地自己缝补。由于囚室里光线不好，手时常被针刺出了血，他放在嘴里吸一吸，又开始自己缝补起来。
4月1日，彭德怀实在憋不住了，他借着囚室小窗透进来的亮光，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这封信写得很长，在信中他详细地谈到了自己被抓来北京的经过。对于当时报纸上不断批判他在西南大三线搞翻案活动，收买人心，妄图兵变等诽谤，都进行了一一的驳斥。
即将写完的时候，他站起来，抬头看了看囚室上面的那只小窗，一棵小树青绿的树枝在外面被风吹得不停地摇动着，上面有几只麻雀在不停地跳跃。而他自己却犹如一只猛虎，被无辜地囚于笼中，心中只觉得一阵凄凉。
他在这封信的最后这样写道：“……我到西南头7个月，大约走了20个县市，15个工矿企业、区（云南还未去），目的是想收集一些材料，作些研究，增加自己这方面一些知识和提供领导参考，并无其他意图。”
彭德怀啊，你为什么还要如此执著和固执呢？头一封信发出去数月了，未能等到回信，现在你又再次写信，怀着善良而美好的意愿等待着，你竟是这样的坦诚，如此的忠贞，只有那位公正无私的历史老人知道你的心。
信发出去后，仍然是石沉大海。
按说，此时彭德怀应该明白过来，不会再写信了吧。可要是那样，这个人就不是彭德怀了。
在交出信件后的二十天里，彭德怀同过去一样，仍然痴情地盼望着回信，他常常站起来，独自看着窗外那棵树上摇动着的树叶，呆呆地发愣。
二十天后的4月20日，彭德怀再次提笔，不过这次他不是给毛泽东写信，而是给周恩来写信。
彭德怀明白，他的问题早已通了天，并不是周恩来所能解决得了的。他写给周恩来的这封信与之前写给毛泽东的信完全不同，在这封信里没有一点谈到个人的事情，更没有谈自己此时此刻所受的苦难，而是向周恩来汇报他在三线建设中所看到和担心的一些具体工作，特别是四川石棉矿的矿渣被任意地堆放在大渡河两岸，被河水长年冲击，流失严重，为此他过去曾向西南局的领导同志做过汇报，但一直未能引起重视。
彭德怀在信中还分析了这种矿渣的利用价值。认为可以加工成钙镁磷肥，这种肥料成本低，肥效高，对于周围的农民种田很有好处。因为当地属于大山区，农民种地靠天然肥，外面的化肥很难运进去，就是运去了成本也很高，农民买不起，应该加快这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是有利于工农联盟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能搞了工业，丢了农民，得了财富，失了人心。
彭德怀在信的末尾对周恩来说：“小事情本不应该打扰你，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祝你永远健康！”
信的最后署名“石穿”。
为国为民，滴水穿石。彭德怀自己都落到了这种地步，心中却仍然关心着三线建设的点点滴滴，关心着中国最基层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
写信，成了彭德怀在囚禁中表达个人情感的一种方式。
在当时中国政坛的三位掌权者中，他给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写信，唯独没有给红极一时的“副统帅”林彪写信。
这就是彭德怀，这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帅中一个必将永留青史的人！
第十七章
彭德怀将笔扔在地上，大声地说：“你们别问了，没有什么俱乐部！”
一群人见彭德怀如此态度，就对他吼道：“写，今天你非写不可，把你的组织名单写下来！”
令这群人没想到的是，彭德怀一听说写什么“名单”，又要借此加害别人，顿时一股血气直往头顶上冲，只见他怒目圆睁，“啪”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大声地吼道：“没有，杀头也没有！”
1968年8月25日，彭德怀再次被转移——从罗道庄转至什坊院继续关押。
为什么要这样反复地对彭德怀进行转移呢？
问题出在对彭德怀进行审查的另一条罪状上，那就是在党中央内部，有一个由彭德怀为头子的“军事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里究竟有哪些成员？
1967年11月，彭德怀专案组划归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管辖，这个专案组是“二办”所管的专案中最大的一个组，根据这个专案组所定的名单，彭德怀这个黑“俱乐部”的人员共十七人，他们是：彭德怀、黄克诚、谭政、李锐、张闻天、王平、苏振华、李志民、杨勇、刘震、钟期光、饶正锡、洪学智、邓华、万毅、吴自立、浦安修。
在这些名单中，彭德怀和黄克诚被定为重点，为此在大组的下面，又专门设立了一个彭、黄专案小组，专审彭德怀和黄克诚。
黄克诚是毛泽东、彭德怀的湖南老乡。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彭德怀与黄克诚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毛泽东在批评彭德怀的错误时就曾说过，彭德怀与黄克诚的关系，那是一种“父子关系”。
黄克诚是湖南省永兴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革命军任营政治指导员、团政治教官。参加了北伐战争和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游击队党代表，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五团党代表、团长，第二路游击队司令，红三军第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代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二纵队、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三师师长、政治委员，苏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苏北区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西满军区副政治委员、司令员，中共西满分局代理书记，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从黄克诚的简历我们可以看出，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他在很多时间都是与彭德怀在一起共事，或任彭德怀的部下，或任彭德怀的助手。正因为这样的关系，他便成了这个“俱乐部”里的一个仅次于彭德怀的重要人物。
为此，彭德怀被“下放”到西南三线时，他就被“下放”到山西，彭德怀被抓回京时，他也获得了同样的“待遇”。开始，他与彭德怀一同被关在五棵松，后又被转移到罗道庄。
彭、黄二人可说是“心心相印”。在五棵松，黄克诚也是不服管教的一个“罪犯”，当他知道彭德怀也被关在这个院子里时，就经常对着哨兵大喊大叫，时常与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