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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是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钱敏从成都打来的。在这个紧急电话中，钱敏向周总理汇报了彭德怀被一群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兵团的红卫兵强行押上列车的情况。
周恩来心里明白，将彭德怀从遥远的西南大三线揪回北京来，这完全是江青一伙中央文革干的事情，心中非常气愤。可是，面对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的动荡形势，周恩来也感到有些力不从心，特别是中央文革一伙人所干的事情，他根本就无法制止。
周恩来在屋子里来回地走动着。
周恩来十分关心彭德怀的安危，立刻给成都军区主持工作的副司令员韦杰打电话，让他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彭德怀的安全，立刻派出一个班的战士，同红卫兵一起护送彭德怀回京，并一再强调，不准开批斗会，不准乘飞机，一定要乘火车。
韦杰是彭德怀的老部下，立刻派出战士，迅速前往彭德怀被绑架的成都地质学院。
接着，周恩来让国务院办公室给三线建委打电话，传达了同样的意见。
最后周恩来又亲自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打电话。
周恩来在电话里命令傅崇碧，必须立即调一个连的战士，在由成都开往北京的第34次列车到达之前迅速赶住北京火车站，将彭德怀安全地接到北京卫戍区。
完后，周恩来仍不放心，就让童小鹏将他的几点指示直接打电话给“东方红”战斗兵团“揪彭兵团”的头头，让他们一路上不得胡来，一定要保证彭德怀的安全，并让童小鹏专门强调“我亲自关心这件事情”。
1966年12月27日，从成都开来的列车开进了北京站。
当最后一节挂车车厢打开时，几位军人早已站在了外面。
彭德怀被一群红卫兵押到了车厢门口。
这时，走出一位干部模样的军人来，“叭”地一下立定站在彭德怀面前，向他敬了一个军礼：“报告彭德怀元帅，北京卫戍部队 × 团 ×
连，奉总理命令，前来车站接你！”
被红卫兵反背着双手，弯着腰的彭德怀，听说是周恩来总理派来接他的人，抬起头来看着面前的军人，问道：“你们真是总理派来的？”
军人答：“是的。”
这时，北京地质学院押送的红卫兵不肯交出彭德怀，对军人说道：“我们得听江青、戚本禹同志的，听中央文革小组的，不能将彭德怀交给你们。”
军人对北航押送的红卫兵大声喝道：“彭总是党和国家的功臣，不准你们这样对待他，没有他们这些老帅出生入死打下这江山，你们能上大学？小同志，不要忘本，不要忘本啊！”
红卫兵不听，高呼口号：“不准为彭德怀翻案！”
军人没有了耐心，将手一挥，一群战士冲了上去，就要从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手中夺人。
这时，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的授意下，外面早已调来了很多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学生，他们将部队的人团团围住。
红卫兵不肯交人，对冲上来的军人说：“我们要请示中央文革。”
于是，他们在车站给戚本禹报告。
这时，中央文革正在开会。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还没来得及报告，机警的周恩来早已走了过来，他接过电话，对工作人员说：“这事我来办。”
周恩来拿起话筒，对红卫兵说：“请你们听从中央的指示，中央已经决定将彭德怀交北京卫戍区。”
这时火车站上早已乱成了团，军队和红卫兵相互推挤着，谁也不让谁。
这群由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根本不听周恩来的指示，他们强行让司机将火车退出由北京卫戍区守卫的北京站，停在一个岔口上。
战士们一看不对，就立刻又冲了过来。
可是，由于中间隔着成千上万的“首都三司”的红卫兵，任军人们怎么努力，都无法接近列车。
彭德怀被一群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从车厢里押了下来，很快就押上了一辆汽车，被劫到北京地质学院。
傅崇碧没有完成周恩来交给的任务，感到问题严重，于是迅速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听到消息后非常生气，便质问戚本禹，为什么要这样做。
戚本禹阴阳怪气地说：“那是群众的要求。”
周恩来心里十分明白，这完全是江青、康生、戚本禹一伙所干的事情，可是此时的中央文革，早已取代了原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他们利用青年学生“造反”，已使周恩来无法控制整个局势。为了彭德怀的安全，机智过人的周恩来只得来了一个折中的处理办法，让红卫兵将彭德怀交卫戍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可参加管理。
这个办法得到了双方的认同，戚本禹等人虽然心中不快，但也没有办法。
此时的彭德怀已被折磨得全无人形，花白的头发在风中飘动着，那一双英雄的、鹰一般的眼睛里，竟透出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无法言表的悲伤……
等待着彭德怀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呢？
第十三章
令警卫参谋景希珍惊喜的是，这年一月，他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那苍劲有力的笔迹，一看就是彭德怀的。
他兴奋地打开信，看着看着，不觉鼻子有些发酸，泪水在眼眶里转动……
彭德怀被押回北京那天，戚本禹正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他马上向江青等人报告，这一伙人认为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
彭德怀被押到北京的第三天，也就是1966年12月28日，秘书綦魁英和警卫参谋景希珍接到通知，彭德怀要交给北京卫戍区和红卫兵共同接受监护审查，他们不能继续留在彭德怀身边，必须迅速回到成都三线建委。
这天凌晨3时，一辆押送彭德怀的小车开来了，两位跟随彭德怀多年的老战士站在车门前，向自己的元帅敬礼送别。
这是一次令人撕心裂胆的告别。彭德怀向两位军人行了军礼，并伸出手来，紧紧握着他们的手，一再地说：“感谢你们多年来对我的照顾和关心。再见了，同志们，战友们，回去好好学习，向你们的家属问好。如果有活着的那一天，我们再相见。”
汽车徐徐地开动了，彭德怀还伸出手来，向他们挥动着。
两位从血火中过来的军人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在凛冽的寒风中失声痛哭……
苦难的1966年终于过去了。但是刚刚到来的1967年并未给彭德怀带来好运，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更加深入”，彭德怀的处境越来越坏。他当时的工资是每月400元，但是自被隔离审查后，每月却只给他23元，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令警卫参谋景希珍惊喜的是，这年一月，他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那苍劲有力的笔迹，一看就是彭德怀的。
他兴奋地打开信，看着看着，不觉鼻子有些发酸，泪水在眼眶里转动。
彭德怀在信中没有像以前一样地叫他“小景”或“景参谋”，而是严肃地称他为“景希珍同志”，信中告诉他“成都和北京天气不同，我到北京时已感冒，而后皮炎大发，疼痛异常，已成溃疡”。彭德怀还告诉他，现在自己这23元钱，除吃饭之外，连洗衣服的肥皂和一些生活必需品都成了问题。更没有钱订报纸看，老花眼镜的度数也不行了，有些浅，得再重新配一副，可是现在没有钱。看守部队的人员见他实在困难，就允许他给自己过去的警卫人员写封信，让他们帮助解决一下生活问题，彭德怀希望景希珍能给三线建委的领导讲一下，能否在自己400元的工资中，每月多给开几元钱，帮助他解决一下审查期间的生活问题。
一个指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