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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年底，全国的大专院校和部分大中城市的中小学都不再上课了，“停课闹革命”成了响当当的“革命口号”。随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对红卫兵不厌其烦的数次接见，红卫兵、红小兵运动在全国大中小学蓬勃兴起。被鼓动起来的青年学生冲出校园，奔向社会，以“革命先驱”的面目出现在各种群众集会的场合，“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在全国成为燎原之势。
彭德怀所在的永兴巷7号，高高的院墙也无法阻挡这“时代的洪流”，很快就成了红卫兵瞄准的目标。
远在北京的江青、康生、戚本禹没有放过彭德怀，他们在一些大小会议上一再地点名，说彭德怀就是那个敢于骂皇帝的“现代海瑞”，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在为彭德怀翻案，因为“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现在他躲到大三线去了，逃避群众斗争，必须要将他押回北京来批判。
江青当时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康生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戚本禹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在汪东兴陪同毛泽东到南方视察时，曾代理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他们都是当时显赫一时的人物。用江青后来在特别法庭审判时所说的话来讲，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由此可见他们当时的权力之大。
既然这伙人不放过彭德怀，北京航空学院以韩爱晶为首的红旗战斗队和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为首的东方红战斗兵团，很快地成立了“揪彭（德怀）战斗队”，直奔成都。
韩爱晶和王大宾与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等一起，在当时被称为是首都的“五大学生领袖”，他们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四处“造反”，为所欲为，彭德怀是他们“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
为了争功，北京地质学院以王大宾为首的“东方红”战斗兵团，便首先派人赶赴成都，对彭德怀进行抓捕。
这伙红卫兵找到彭德怀以后，一看是一个如同老农一样的老头子，对人态度和蔼可亲，根本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是一个“老反革命”，于是便坐下来对他进行“帮助”。可是这一“帮助”，这伙人却被彭德怀的言谈举动感动了，便要他讲革命故事，讲红军长征时经过的路线，讲抗日战争中与日本鬼子的生死拼搏，讲抗美援朝战争中与美国鬼子的生死较量，听着听着，这些小将都听得入了迷，竟忘记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
有的小将还主动给彭德怀倒开水，让他接着讲。
看着这些可爱的小将，彭德怀的心里真是百感交集，自己出生入死干革命，不就是为了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吗？今天这些孩子都能有机会上大学，那是多么幸福啊！回想自己小时随祖母在冰天雪地里讨饭，下狗洞一样的煤窑去挖煤，光着脚板去给地主家放牛，他的心里就要流泪。今天的江山来之不易，应该要一代一代的珍惜啊！彭德怀认真地给青年们讲着，对于一些人提出的责难，他也是耐心地解释，希望这些年轻人能够理解革命，理解自己。
接着，这些红卫兵又向彭德怀提出了一些十分尖锐的问题。
问：“你在庐山会议上为什么要向毛主席提意见？”
彭德怀看着这些天真的孩子，笑着说：“那不是提意见，而是提建议。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是要快一点，我的意见是慢一点，都是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什么两条路线斗争。”
问：“是你的对还是毛主席的对？”
彭德怀答道：“不是谁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得服从真理，真理往往是要经过实践才能证明的。当时大跃进，几年就要超过英国，几年就要赶上美国，好像别人站在那里等你去赶去超，要知道别人也在往前走呀！我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我当时说了，三年到五年翻一番就很不容易了，欲速则不达。”
当问到他在部队里搞什么“军事俱乐部”，组织“反党小集团”时，彭德怀显得有些激动地说：“那是没有的事，全是假的，杀了头也没有！这是具体问题，你们可以调查。我对毛主席也谈过，这两点我要保留！”
接着，这些红卫兵又向彭德怀提了一些问题，他都认真地做了回答。
这样一来，本来是来抓彭德怀的这些红卫兵，反而被这位老人平易近人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感动了，他们立刻对这位元帅产生了好感，感到见面之后的彭德怀与江青、戚本禹一伙人所描写的完全是两回事，于是便对他说：“听了你的话，我们感到你人很直爽，我们就回去了。”
临走，彭德怀还将他们送到大门口，并说：“欢迎小将们再来。”
彭德怀万万没有想到，当他在自己的住地再次与另一批红卫兵相遇时，等待着他的命运便从此开始转向了另外一条悲壮的轨道。
回到住地，这些红卫兵对彭德怀的话进行了分析，认为“老头子（彭德怀）是对的”，对要不要抓彭德怀回京产生了分歧。
没有办法，这些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只好派两名代表回京向中央文革汇报。
戚本禹听了汇报之后很不高兴，认为“东方红”的头头立场不坚定，被彭德怀欺骗了，并命令他们“赶快派人再去成都，将彭德怀揪回北京来！”
为了防止再次被彭德怀“欺骗”，出现“右倾动摇”，戚本禹来了一个双管齐下，互不通气的计谋，接着又秘密命令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头头韩爱晶，迅速派人到达成都，对彭德怀实行秘密抓捕。
在经过仔细地调查之后，这伙人弄清了彭德怀住的地址。认为采取明的办法不行，因为彭德怀的住地有军队守卫，四周的居民知道后也可能会出来阻挡，于是便决定采取秘密行动，对彭德怀进行秘密强行绑架。
1966年12月23日深夜，永兴巷的居民们都已进入了梦乡，小巷里静悄悄的。
凌晨3时，有几个黑影出现在永兴巷7号围墙外面。
大门紧闭，里面有战士在站岗。
几个黑影绕到院子后面，相互攀着爬上了围墙。
当几个黑影翻进围墙时，立刻被警觉的哨兵发现。
“什么人？”哨兵大声喝着，接着就是一阵拉动枪栓的声音。
几个黑影吓得忙说：“别开枪，我们是北航红旗（当时对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简称）的红卫兵。”
哨兵走过去，问道：“你们来干什么？”
对方答道：“我们奉中央文革小组指示来的。”
哨兵说：“这是国务院三线建委住的地方，与你们没有关系。”
仗着有江青等人的撑腰，北航红旗的人哪肯罢休，就要朝里面走。
哨兵不同意，双方开始争吵起来。
彭德怀的秘书綦魁英一家就住在大院靠大门的几间平房里，这几天来他与警卫参谋景希珍、司机赵凤池都要陪彭德怀到深夜。这时他刚躺下，就听见了外面的争吵，立刻披衣起床，到外面一看，竟是一群戴着红袖标的红卫兵。
綦魁英客气地问：“你们有什么事，半夜三更跑这里来？”
对方见他披着军装，就说：“我们是北航红旗的‘揪彭战斗队’，你知道吗，我们的司令就是中央文革支持的韩爱晶，我们要找彭德怀。”
綦魁英一看不对，就说：“这里是国务院三线建委的家属院，没有什么彭德怀。”
对方吼道：“你骗我们，我们早就侦察好了，彭德怀就住在这里。”
一会儿，司机赵凤池跑来了，与綦魁英一同阻拦北航红旗的人。
那伙人根本不听，就要朝里面冲。
警卫参谋景希珍一家住在里面紧靠彭德怀住的小院，也听见了外面的吵闹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