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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你受苦了呀！”
安娜抚着鸿儿的脸，亲切地说：“没什么，妈妈挺得住。妈妈什么苦都能吃。”
“可是——”
“鸿儿，你想爹爹吗？”
鸿儿连连点头：“想！想！”
“妈妈总要想个法子的。”安娜对鸿儿也是对自己说道，她的脸上重又闪耀出圣洁的光辉，这种光辉虽经牢狱的折磨却未曾失去光彩。
安娜前后被监禁过三次，都坚强地熬过来了。她毫不屈服。她支持中国抗日，支持丈夫回国抗日。她说：“只要我的丈夫工作得好，我不怕，苦一点也行。”
当时，除了安娜和小儿子志鸿是日本国籍外，其余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是中国国籍。日本军部要让他们都加入日本国籍，诡称只有这样才能受到“保护”；不然的话，在日中交战的现在，他们作为敌对国的子民就会受到虐待。
日本军部的用心是很险恶的：只要郭沫若的儿子们加入了日本国籍，就能明正言顺地把他们强征入伍，让儿子去进攻父亲的也是他们自己的祖国。
“母亲是伟大而坚强的，当事情涉及到她所产生和所热爱着的生命的时候。”（高尔基语）对于日本军部企图强行改变儿女们国籍的企图，安娜严正拒绝了。她对军部说：“他们都是中国的血统呀！中国的人呀！中国的骨肉呀！”
拒绝加入日本国籍就意味着继续遭受虐待和欺凌，安娜对此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野心极大，战线过长，兵员不足，为了补充炮灰，竟连学生和未成年的人也强征入伍。两个大一些的儿子均已到了入伍的年龄。安娜用全力保护他们，她知道保护了儿子就是保护了儿子的爸爸，同时也就是保护了儿子和丈夫的共同的祖国——中国。她对儿子说：“军部无法拍到一张你们身穿军装站在中国土地上的照片。要让你们去和爸爸打仗，根本做不到！因为。因为有妈妈！……”
“妈妈！妈妈！”孩子们簇拥着安娜，亲热地叫着，亲着。在儿子们的眼睛里，妈妈可亲可敬，不愧是一家的顶梁柱。如果说在父亲身上寄托着他们的理想和希望，那么妈妈就是他们目前唯一的依靠了……
由于战争的关系，郭沫苦回国以后和安娜音信中断，也没有再给妻儿们寄过钱。在艰苦的岁月里，安娜独自维持着她和五个儿女一共六口之家的生计。生活的重担再次压在了她的肩上——不，生活的重担从来也没有从她的肩上卸下来过，如今更是加重了。自从郭沫若离开日本以后，安娜就痛切地感到生活下去只有靠自己，此外别无他路。
她们的家住在市川镇的郊区，四围是青翠的农田。安娜租了几亩地，和孩子们一起辛勤耕耘劳作，全家的主食和蔬菜勉以为继。农忙的时候，她还替别的农家打短工，这样可以多挣几个钱用。
稻谷成熟了，田畴一片金黄。安娜顶着烈日，帮农家收割。只见她弯着腰，低着头，熟练地挥舞着镰刀。一行行稻谷在她手下倒伏了，一滴滴豆大的汗珠从她脸上滴落到地上。几个小时连着干下来，汗水湿透了她的衣衫……
地瓜、白薯成熟的季节，安娜又在田里忙碌了。从日出劳作到日落。每当夕阳垂西之际，她总要情不自禁地朝着西方眺望：中国在日本的西边，她的丈夫在中国。
一天劳动下来，安娜累得全身酸痛难忍。但她从不在儿女面前流眼泪，或者抱怨什么。女儿最能体贴母亲的心，每当母亲疲惫的身体瘫倒在榻榻米上的时候，淑子总要跪伏在妈妈身旁，伸出两只手来，轻轻说道：“我给你按摩按摩……”
安娜心里感到一阵温暖，全身的肌肉和骨骼关节仿佛顿时轻松了许多。她用充满爱抚的眼睛看着女儿，叮嘱说：“淑子，你要好好读书，好好学钢琴。妈妈累死累活，也要挣钱养家，让你们受到良好的教育……”
安娜有她自己的计划：她要让和夫学化工，博孙学建筑，佛生学水产，淑子学完数学后再到京都大学学习建筑……她总为郭沫若学医而没有成为医生而感到遗憾，所以她努力要使儿女们都成为有专业能力、能对社会做出实际贡献的人。这是安娜的计划，也是她的希望，她的梦想。为此她愿意为儿女们献出母亲的一切，就犹如她作为妻子对丈夫郭沫若献出了一切一样……
有一段时间，安娜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和支付孩子们的教育费用，从同情她的熟人那里借到了一些无息贷款，经营过建造和出售房屋的生意。不久，日本政府对建筑材料实行统制管理，这项生意就维持不下去了，安娜不得不往山里去跑单帮。
——“买柿子啦！金黄的柿子啦！”
——“谁家做酱汤？我这里有圆滚滚的豆子啦！”
不少人家听见喊声开开门来探头探脑地张望。安娜笑容可掬，弯腰行礼，嘴里还说道：“请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大家都高兴买她的东西。因为价格合理，态度又好，与那些漫天要价、唯利是图的小商贩子迥然不同。
有时候，安娜也把食品送到东京女子大学去兜售。那些日本女学生听淑子讲过“佐藤富子”的故事，一个个争先恐后地买，嘴里还甜甜地叫着“佐藤妈妈。”
安娜是知识女性。她的丈夫郭沫若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在日本也相当有名气，曾经得到过西园寺公望的赏识。但她为了生活，不得不像一个小商人一样跑单帮，做生意，四处叫卖。她从不间断地这么做着“下人”的活计，而且也不介意自己的穿戴寒酸。这正是安娜生存价值的具体体现。她顾不上什么脸面不脸面的，但无论她做什么事，她的脸上总有一种圣洁的光辉在闪耀。那是上帝赋予她的。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上帝和安娜同在，郭沫若和安娜同在。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十）拍拖
（十）拍拖
好像是命运的有意安排，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不久，便通过林林的介绍与于立群相识了。
第一次见面，于立群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印象：仅仅二十来岁，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一身蓝布衣衫，面孔被阳光晒得半黑，差不多就和乡下姑娘那样。作为一个女演员，她在戏剧电影界已经是能够自立的人，却丝毫也没有感染着几乎是无人不染的时髦的气息。言谈举止稳重端庄，绝无一般女明星的轻浮与浅薄。这和郭沫若当时立定大戒“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正相合拍。
郭沫若之所以对于立群一见如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在日本期间曾经结识了天津《大公报》驻东京的女记者于立忱，并一度与之过从甚密。1937年5月于立忱回到上海后自缢身亡。于立群是于立忱的胞妹，郭沫若从于立群的脸上仿佛又看到了于立忱的面影，好像断了线的风筝又飞回到了他的身边，他的手中仍握有那半缕的轻丝。
这次见面，于立群把大姐思念郭沫若的诗交给了他。郭沫若用微微颤抖着的手接过了亡友的遗诗，注视着亡友的胞妹，心情十分激动。他想自己对于立忱的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此：“我有责任保护立群，但愿我能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
从此以后，郭沫若和于立群就经常见面了。郭沫若是功成名就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年长于立群二十四岁，又加之是胞姐的挚友，所以于立群对他是十分敬重与爱戴的。而郭沫若也把保护于立群的责任义不容辞地放在了自己的肩上。
“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开始。上海文化界积极投入了抗日救亡的宣传运动。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阿英、于伶任编辑的《救亡日报》于8月24日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该报报头由郭沫若亲笔题写，郭沫若经常在《救亡日报》上发表诗文鼓动民众抗日。郭沫若还多次和于立群一起上前线慰问抗敌将士。于立群参加了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国际难民收容所的工作，郭沫若去那里视察过，事后写过一篇文章《希望不要下雨》，对难民的境况极为关注，对工作人员的辛劳极表钦佩。
在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的主持下，成立了十三个救亡演剧队。于立群参加了由洪深和金山为领队的第二队，在上海和各地宣传抗日救亡运动。郭沫若曾为他们书写了队旗。每当这面队旗在街头、在田间、在工厂、在阵地上高高飘扬时，于立群的心情就分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