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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纽约先驱论坛报》马上发表了著名歌剧演员安娜。菲特齐乌的抗议书：“依莎多拉。邓肯入港受阻，上帝也会笑掉大牙！以创造舞蹈新艺术而饮誉全球的芭蕾大师依莎多拉。邓肯竟然被当成一位危险的移民！”
第二天一早，邓肯夫妇被带至埃利斯—艾兰特，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审问后，官方确信这对夫妇不是”为苏联政府服务”而来的，”没有把某种文件带进美国”，给予放行。
邓肯一出来，面对轰涌而上的记者，她严峻地说：“我仿佛有被宣告未犯杀人罪的感觉。他们似乎认为，在莫斯科居住一年足以促使我变成动不动就准备扔炸弹的凶恶的罪犯。他们还向我提出一些无聊的问题，例如，'你是古典舞蹈家吗？'我回答说我不知道，因为我的舞蹈具有自己的特点。他们又问，'你跳舞时的形象如何？'我说我看不见自己跳舞，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观众。”
美国新闻界没有忽略另外一个关键人物，他们对叶赛宁的描写非常能够体现美国笔法，试摘一段：“邓肯的丈夫当时正好走过来。他讲法语，是个儒雅的小伙子。他看起来像是可以充当任何一支足球队的一名出色中卫——身高五英尺十英寸，一双宽阔的肩膀上端端正正放着一颗轮廓鲜明的金发脑袋。他臀部狭小，那双腿在十秒左右能跑一百码……当晚会在上层甲板上举行的时候，那个颇具古典派头的依莎多拉的愁闷减少了些。叶赛宁先生在别人请他把手臂挽着他的妻子摆出拍照的姿势时，活像一个装作大人的大学二年级学生，咧嘴而笑。邓肯夫人对他的狼狈相大为开心。她吻着他，让记者拍照……这位丈夫微笑着，抽着含有危险吸入剂的美国香烟……”
510月7日，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外面还挤着
数百名观众，伸长脖子，踮起脚跟，企望能得到哪怕是一张站票。
然而，移师波士顿，那里的冷漠和麻木激怒了邓肯，在演出结束时，她照例发表她的演讲：“你们必须读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著作。他说过，世界上有三种人，黑色的人，灰色的人和赤色的人。黑色的人就像从前的罗马皇帝或者沙皇，他们都是些带来恐怖的人，想控制一切的人。赤色的人就是那些为自由，为精神不受限制的发展而欢欣鼓舞的人。灰色的人就像那些墙壁，就像这座大厅。瞧这些头顶上方的雕像吧，它们不是真的，把它们拆除得了！我简直不能在这里跳舞，这里没有真正的生活。”
最后，她挥动红色纱巾，大声喊道：“这就是赤色，我就是这个颜色，这是生命和活力的颜色！”
惊天动地。波士顿所有的报刊都把矛头对准了邓肯。美国人的白描能力无疑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他们如是说：“她将轻薄的红色舞衣脱下，拿在手里，高举过头，在她光屁股讲演的时候挥动起来。”
“她脱下红色舞衣，露出一只乳房，高喊：“这就是美！'“
波士顿的市长柯利，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政治家，他代表政府发布声明：“鉴于市政当局应对社会道德负责，继依莎多拉最近的一次不愉快的演出之后发布的这一禁演决定，只要在我的任期内，将会一直延续下去。”
邓肯的反击是一连串有力的”组合拳”：“如果说我的艺术是某一事物的象征，那就是妇女自由和妇女从墨守成规的习俗中，即从新英格兰清教徒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象征。”
“展示人的身体是艺术，隐蔽它才是低级庸俗。我跳舞是为了唤起人们的尊重，而不是使他们想起任何卑下的东西。我不会像美国街头上半裸的歌舞女郎一样，招摇过市地挑动色情。这就是波士顿清教徒们传染上的不治之症，他们害怕真实，裸体使他们反感，而含义猥亵的半裸体却令其高兴。他们惧怕用正确的名称说出他们道德上的缺陷。”
“我为什么要关心我露出了身体的哪个部位？为什么人体的一个部位比另一个部位更邪恶呢？难道说整个肉体与灵魂不是艺术家表达美的内在信息的工具吗？难道我不是在努力把灵魂和肉体融于一个美的统一体之中吗？”
下一站是芝加哥。事态继续恶化。几乎所有上层人士都要求立即驱逐”红色舞蹈家”，福音传教士比利。森迪的口气完全不像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而像一个街头撒野的无赖：“那个轻佻的布尔什维克女人，她的衣服短得不足以盖住胯部。我愿意担任15分钟劳工部长，我将把她遣送回俄国，遣回到高尔基那里。”
邓肯不信邪，她又昂首挺胸地站到了舞台上，观众依然是人山人海。
而且，在演出之后，他们请求邓肯发言。邓肯被感染了，她微笑着的脸庞宛如一朵凌霜傲雪的秋菊，散发出成熟的芬芳：“我的经纪人告诉我，假如我再发表讲话，我的巡回演出就要告终了。但是，我相信人民，相信艺术。演出结束并不可怕，音乐、诗歌、舞蹈，是无法消灭的。”
“我的舞蹈在全美国的女子学校模仿，而当我亲自登台时却遭到四面八方的诽谤，这是为什么？其实，怕的是他们，不是我！”
6叶赛宁本来是怀着一种难得的美好心情来到美国的。他当初看到自由女神像和纽约摩天大楼后，诗兴勃发，准备大干一场。要是这样，我们今天就能看到这位天才的俄罗斯乡村诗人所写的”城市诗”了。美国报界的狂轰滥炸，见轰不倒邓肯，就把目标转向叶赛宁，说他信口雌黄，发泄对美国习俗的不满，抨击美国政府等等。
叶赛宁脆弱而敏感的神经受不住了。
他破坏性的心性又暴涨起来。其时，美国正在全面禁酒，大量的劣质酒偷偷在地下运行，其中有一条汹涌的”支流”开进了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胃口。叶赛宁借着酒力，在餐厅，把桌上摆着的杯盘连同台布一起掀翻在地；邓肯演出的时候，他就打开剧院的窗户，招集一些观众，大讲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在马路上，他故意违反交通规则……
有一次，他从波士顿交响乐大厅的窗户里打出一面红旗，用俄语高喊：“布尔什维克万岁！”他经常全副武装地坐在包厢里，皮鞋，皮帽，腰带紧束，黑色皮外套上面还配有子弹夹子。
叶赛宁想用诗歌征服欧美的计划彻底破产。他感到自己离诗歌越来越远，他只有在自己的故土上才能酣畅淋漓地写作，他觉得这是一次充满了灾难和失败的穷途飘泊。所有的自卑、后悔与思乡之情，都转化成对邓肯的怨恨。
他不懂英语，更不像美国报纸上说的”讲法语”，他在美国又找不到可以听俄语的朋友；他生性多疑，他总是认为全美国的人们都在嘲讽他，取笑他。他焦躁的性格像一个恶魔，折磨他自己，更折磨别人。他往往突如其来地一把抓住邓肯的衣领，凶相毕露地问道：“你给我说实话，你的美国地痞流氓们说我什么？告诉我！”
最不能让他容忍的是，这位自称俄罗斯第一诗人的小青年，一时无法获得世界性的声望，他只是依莎多拉。邓肯的”一条尾巴”，每次介绍，人们都说”著名的邓肯的年轻的丈夫”，而不是说”闻名天下的诗人叶赛宁”。叶赛宁每当听到诸如”年轻丈夫”这样的词句，他在宴会或其他公共场合拔腿就走，以示抗议。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学习英语。他傲慢地回答：“那样会糟蹋俄语。”
当大家对叶赛宁所表现出的疯病症目瞪口呆时，邓肯只得不好意思地作出解释，也许这是她平生唯一的一次撒谎吧：“叶赛宁患的这种病症并非完全由于饮酒过度，其部分原因是战争期间曾受炮弹震荡的后果；革命时期那可怕的贫困与疾苦，加上饮用了美国的禁酒威士忌所引起的血中毒都导致目前的发作。”
邓肯有了尽快离开美国的打算，她折回纽约，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了一场告别演出。她对观众说：“我和我的丈夫很快将返回莫斯科，我们将永远不再来美国。”
随后，她靠在寓所里挂着中国刺绣的床上，略显疲惫地接受了专栏
作家杨。波斯威尔的采访：“你们美国人不需要艺术。当我把真正的艺术带来的时候，他们却把我押送到艾利斯岛。是的，我和我的丈夫是革命者，每个艺术家都应该是革命者。不，我们不是布尔什维克或虚无主义者，我们仅仅是革命者。”
旁边的叶赛宁猛然灵感来了，说了一句诗：“美国就像在欧洲燃烧过的雪茄烟的烟灰。”
几乎在邓肯和叶赛宁离开美国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