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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爱情上，叶赛宁就是一个疯子。
依莎多拉。邓肯深湛的母爱和绵长的情爱每每被叶赛宁的粗野与狂暴弄得天昏地暗，她日益回到自己的内心，回到艺术和过往的岁月，虽然她还是那么执着地爱着叶赛宁。
一天，叶赛宁醉醺醺地闯入阿德龙旅馆，摸摸爬爬才找到了自己的寓所。他看见邓肯正捧着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的照片痛哭失声，便一把夺了过去，扔进火里，吼道：“你用去太多时间想这些孩子啦！你没有照顾好我！”
他像一面冷酷的墙，堵住了邓肯要抢救自己珍贵记忆的去路。他眼睁睁地看着，比他大十几岁的妻子，昏倒在爱情和绝望的叉道上。正如诗人、叶赛宁诗集法文译者弗朗斯。海伦斯所言：当依莎多拉为了向叶赛宁求婚，将他从俄国带到欧洲时，我坚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像她那样充满母爱地扮演引人向上的角色。这是一个崇高的举动，因为这意味着她将要做出牺牲，并注定陷入悲伤。她从未对此抱有幻想，深知这段带有痛苦的幸福时光是短暂的，她会滑进一种极富戏剧性的不平衡的心理状态中；这个她极望培养长大的粗犷的男孩，迟早会甩掉她情不自禁地赋予他的多情的保护，他的方法也许将是残酷的。依莎多拉热烈地爱着诗人叶赛宁，我发现这种爱即便在一开始就已埋下了绝望的种子。
不久，散步的邓肯和叶赛宁在大街上偶然遇见阿。托尔斯泰偕妻子娜塔丽娅。托尔斯塔娅—克兰节芙斯卡娅带着他们五岁的儿子，憔悴的
邓肯面容凝重，目露精光，忽地对着孩子就跪了下去，然后她大步走开，再也没有回头。
31922年6月，依莎多拉。邓肯带着叶赛宁启程，经吕贝克、莱比锡、法兰克福、魏玛等地横跨德国。7月13日，叶赛宁在给什尼切尔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怀乡之情和对西方文化的极端不屑：“至于我对德国的印象，等我们见面以后再谈吧。不过我可以先告诉你的是，生命之树不在这儿，而在我们亲爱的祖国。这儿恰如什平格里尔所说的，'日落西山，气息奄奄'了。尽管我们是亚细亚人，尽管我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蓬首垢面，身有汗臭，然而我们不会像他们那样发出死尸一般的霉味，这儿不可能发生任何革命，真个是山穷水尽，日暮途穷。唯一可以挽救他们的东西就是，比如像我们这样的野蛮人对他们的入侵。应该来一次反欧洲的战役……”
在威斯巴登，邓肯请医生对叶赛宁作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得出的诊断是，叶赛宁的健康情况不妙，他必须戒酒两至三个月，否则就会成为一个狂躁症患者，神经衰弱也将更为严重。
叶赛宁小心翼翼地在邓肯亲自拟写的戒酒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魏玛是诗人歌德的故乡。叶赛宁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参观了伟大诗人生活和创作的见证。他久久地伫立在故居前那棵高大的榆树下，透过玻璃，注视着屋内书桌上歌德未能完成的诗行。他有些凄然地对邓肯说：“不会再有歌德了。”
邓肯扶住他的肩膀：“不要想那么多，你是叶赛宁。”
叶赛宁绽颜一笑，好长时间来，面对邓肯，这是少有的真诚的一刻。
仅仅是一刻。叶赛宁摇身一变，又成了那个肆意辱骂西方文化的人，那个半夜钻到女仆让娜床上去的人，那个用酒把自己浇成一个疯子的人，那个将爱情当作草鞋穿的人。
在威尼斯，叶赛宁无心欣赏水城的曼妙风光和意大利源远流长的绘画、雕塑、音乐、文学，而是迫不及待地要邓肯新聘的秘书基纳尔将他的诗歌译成英文。
邓肯劝着：“这个不急吧，你应该出去走走，这里是威尼斯呀。”
“威尼斯又怎么啦，臭哄哄的。”
基纳尔问他：“你为什么那样迫切希望把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
“要是我的诗不用英文发表，会有多少人知道我的名字？会有多少人读我的俄文诗歌？我们的农民都是文盲……”
“我宁愿只读你极少极少一点儿能够领会的俄文诗歌，原汁原味的，也不愿读你全部的诗歌的译文。翻译出来的作品绝对体现不了你的神韵，也不会美。”
基纳尔打断了叶赛宁的话，她想这一拉，叶赛宁就能回到现实中来，她还太不了解叶赛宁的性格，她继续说：
“诗歌不像舞蹈，舞蹈是形体语言，是直观的艺术，所以它不需要翻译。在这一点上，依莎多拉比你幸运。”
叶赛宁脸色阴沉下来，刚才还闪闪发光的眸子也陡然灰暗。他的嗓门越来越大：“但舞蹈家绝不可能伟大，更不可能不朽。”
邓肯马上反驳说：“对于舞蹈家，她的伟大建立在能够给予人们一些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东西。虽然可能不懂舞蹈，但舞蹈已经使他们起了变化。”
“舞蹈家与演员无异，第一代人记住他们，第二代人看书知道他们，第三代人对他们一无所知。人们看你的演出，赞美你，甚至欢呼。可是你死后，没有一个人记得你。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你的赫赫名声将一去不返，依莎多拉不存在了！”叶赛宁挥舞着手臂，面孔上结了一层嘲弄的表情，”诗人却永远活着。我，叶赛宁，我的诗歌将在身后流传。”
依莎多拉看上去很伤心，她低诉着说：“他错了。我把美给了人们，当我跳舞的时候，我把自己全部的灵魂给了他们，这种美到处存在。美是不会死的，美是上帝。”
叶赛宁仿佛一下抓着了邓肯的把柄，连忙截住话头：“不，是你错了。布尔什维克禁止出版物中使用'上帝'一词。”
邓肯沉默了好一会，才说：“布尔什维克是对的。没有上帝，这是一个过时的、无能的概念。”
一直对西方文化抱着敌视态度的叶赛宁，来到了巴黎——这座被邓肯誉为”现代雅典”的城市。他对巴黎一见钟情：“美极了，这是真正的文化。这儿一切都美！”
在这里，叶赛宁才显示出作为一个诗人的本分，他有足足多个月埋头于诗，与依莎多拉。邓肯的相处也十分愉快，虽然吵架是免不了的，但诗歌常常能摆平叶赛宁狂暴的脾气。
会见比利时作家弗朗斯。海伦斯夫妇更是一件值得一提的大事。海伦斯决定和他的俄国妻子一道，将叶赛宁的诗集《流氓的忏悔》译成法文。海伦斯不拘泥原诗的韵脚，而又力求准确动人，是上乘的译笔。译本由邓肯出资，在巴黎一家俄国出版社付梓，印了两次，共1023册。
1922年9月，叶赛宁就是怀揣着这本诗集，意气昂扬地跟着邓肯登上了驶往美国纽约港的”巴黎号”航轮。
4叶赛宁在轮船上又展示了一番俄罗斯农民的风貌，他平生还没有看到过”像一座高山”那样的巨轮，一个餐厅就比”咱们的大剧院还大一些”，船上不仅能跳舞、读书，还能看电影，游泳，踢足球。
“这就是一座城市。”叶赛宁窝在沙发里，笑得合不拢嘴，”我觉得我以前曾经住过的那个世界，可笑至极，荒唐至极。从现在起，我再也不爱那叫花子似的俄罗斯了。”
1922年10月1日，星期日。屹立在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像跃入了叶赛宁的眼帘。他和邓肯比肩站在甲板上，眺望着威武崇高的女神，各自的内心都涌起了复杂的情感。
邓肯像看到了久违的母亲，泪水盈眶。是啊，她身上的艺术之光、精神之火、自由之魂，都是母亲，是故国赋予的。
叶赛宁顽皮的心灵蓦然庄重起来，他以诗人的目光注视着女神，喃喃自语，谁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女神一定听得懂。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邓肯夫妇被拒绝进入纽约。移民检查局的官员生硬冷傲，不作任何解释，只是透露奉了华盛顿方面的命令，要他们去埃利斯岛移民区过夜。
邓肯雕像般地挺立在甲板上，一字一句地说：“我和我的丈夫绝不会去移民区，那对我们是一种羞辱。”
巴黎号令人尊敬的船长莫拉斯果断地邀请他们作为贵宾留在船上，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记者闻风而至，邓肯没有”无可奉告”，而是侃侃而谈：“我们的手续完全合法。阻止我们是因为我们来自莫斯科，害怕我们宣传所谓的赤色瘟疫。有一件事情让我吃惊，听说美国政府不同情革命。我曾经常受到这样的教育，即我们的祖国是经过一场革命才建立起来的，我的曾祖父威廉。邓肯上将就在那次革命中尽了他崇高的职责。”
《纽约先驱论坛报》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