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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这个问题，那时对一位局外观察家来说，不可能对它作出判断；这是因为，虽然问题似乎是，在战争的每个转折点上每一方都犯了基本错误，但无人能在内阁和总参谋部之间划分责任。在英格兰，流行的意见是嘲笑那些将军们——那些比我们的老滑稽剧朋友即“僧袍们”更生动、更光荣的人物，那些享受着从来无须公开作自我解释的重大好处的人们。丘吉尔先生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他借助于如今从各方面都能获得充足的资料，来说服我们，使我们相信：从总体上看，智慧在阿斯奎思、劳埃德·乔治和他自己以及布赖恩德、潘勒韦和克里孟梭，以及贝思曼…霍勒韦甚至克朗王子那里，而面临危险或丧失战争的是黑格和罗伯逊，约菲和尼韦尔，法尔肯海恩和鲁登道夫。
让我概述一下丘吉尔先生对总参谋部的诉状吧。显然，每一方都缺乏一个丘恩特·马克西姆斯。未出现费毕阿斯来观望、撤退、怂恿。“黄铜帽们”总是急不可待，急于展示他们拥有新型的攻击武器——德国毒气、德国U形舰艇、英国坦克——在他们已经拥有足够的储备来产生决定性结果之前；他们奔忙于他们致命的“推进”所导致的无济于事的杀戮。战略放弃，有意撤退，引诱敌人进入能够被包抄的口袋内，所有这些属于战争的更高超想象的有利计划，几乎未被尝试。1918年7月曼金面对福什的反向攻击，是这类努力中为数不多的例子之一，然而法国和英国的参谋部都倾向于反对和不信任。参谋部的观点自始至终基本上都是极端的——在攻击方面，寻找敌军最精锐的部分，猛冲过去；在防御方面，英雄般地死在第一道战壕里。对于这条规则，只有两个例外：1917年德国人向兴登堡一线的撤退，和约翰·杰利科先生不变的态度。在门外汉看来，丘吉尔先生对日德兰战役的精彩分析表明，杰利科错过了机会——他本来应该抓住的机会。不过，像丘吉尔先生承认的那样，杰利科肩负着比其他任何人都重大的风险与责任的担子，他是唯一属于任何一方的人，是一个可以在一个下午输掉战争的人；他的确像一位成功的丘恩特那样坚定不移，尽管他可能错过了机会，但他自始至终未犯丝毫灾难性错误。即使从丘吉尔先生有能力作出的尖锐批评的角度看，我也不认为人们希望这场战争会推出任何国家的任何其他人来负责北海战事。
丘吉尔先生的下一个观点，涉及总参谋部狭隘的地理眼界，双方在覆盖战争全部潜在领域的战略和政治想象力的广阔视野方面的无能。军队犹如磁铁一般被彼此吸在一起。士兵们总是忙着辨清何处的敌人最精锐，然后就要求相当的或更多的兵力去迎击他们，却从不探察它何处最薄弱而向那儿推进。这是一个老的争论话题，在这方面，我们久已了解丘吉尔先生持何种立场，劳埃德·乔治先生也是这种立场。我不知道这本书对他们的事是否补充了很多，但丘吉尔先生的第三个论点，我后面要谈到的，我认为的确证实了政治家们不能安静的洞察力之潜在价值，作为对胜利的暗示，作为总参谋部固执的僵化之对比。丘吉尔先生认为，德国人，特别是法尔肯海恩，在这方面犯的错误至少像我们那样多。双方的将军们同样支持西部人，他们的部署相互促进，都违背了各自政府的意愿。
同这种狭隘的地理与政治视野相似的，是职业士兵们狭隘的科学眼光，他们在跟随新的机械观念方面出奇的迟缓——就如坦克史所昭示的那样。坦克一出现，我们的参谋部就反对；即使在对它的效果充满兴趣之后，军需部也从未在适当数量上对其提出需求。甚至在坦克存在之前，鲁登道夫就已被提前告知其秘密，但他从未在较大规模上对它进行仿效。过量的炮兵和不合时宜的骑兵，甚至在1918年占用了几乎与机械武器同等、几乎为坦克人员两倍的英国兵员；同在飞机、机械武器、坦克和毒气方面大规模集中人力的替代性政策相比较，这是脑瓜不适应的进一步的例证。除丘吉尔基于对1919年战役的远见而于1918年采纳之外，这些替代性政策从未被采用。
第三个论点大概构成丘吉尔先生著作中最新奇有趣的部分，它涉及这方面：根据现在已从双方资料中完全了解的结果来判断，在西部前线的大规模进攻的实际价值如何。就是在这里，存在着职业政治家和职业军人之间最尖锐、最持久的分歧。除1917年劳埃德·乔治先生向着参谋部观点的暂时转变之外，职业政治家们一贯持这种意见：军人们低估防御的价值，而高估进攻的潜在收益；通过在西部前线猛攻敌军已加强的部位，绝不会达到决定性结果。战时内阁几乎总是不变地反对1915、1916和1917年的“推进”。既然连任的内阁从这些可怕的进攻之中期望甚少，就没有什么能减少残酷的与事无补的损失对他们思想的影响。到了1917年底，一种局势真的来到了，在这种局势下，劳埃德·乔治先生避免了有关部队被派渡海峡，然而他们确实需要被派驻在那里；劳埃德·乔治先生这样做，是因为他不相信自己的权力能阻止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将他们送人曾发生于法国的大屠杀。“但因为帕钦德尔在首相和战时内阁头脑中引起的恐怖，”丘吉尔先生写道，“黑格无疑已经提供了非常的、更为强大的增援。”丘吉尔先生的证据逐渐表明，在从阿斯奎思先生持久、坚决地反对征兵开始，直到1917年冬天的这个插曲中，心肠软弱的是那些政治家们，不过以军事背景来看，总体上正确的也是他们。
在每次进攻之后，总参谋部都愿意承认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但他们倾向于以这种考虑来安慰自己：敌军付出了重大损失，在消耗对手方面取得某些令人满意的进步。丘吉尔先生指出，当时他就不相信这些结论，而且现在能寻找到的来自双方的伤亡数字表明，几乎每次进攻的结果，都是使进攻一方在人力上比以前更加削弱。弗雷德里克·莫里斯爵士在给《时代》的一封信中，对于这种对统计数字的解释提出置疑。不过，即使丘吉尔先生在他的问题上走得太远，他毕竟从总体上似乎已使它成立了。不寻常的是，正是1918年鲁登道夫非常成功的进攻，真正为德国的最终瓦解铺平了道路，并的确使之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在丘吉尔先生的书中，最有趣的是他对盛行于双方的最高司令部的人物类型的印象。他说：“总之，缺乏那种在历史上伟大征服者中显然存在的帝王…勇士…政治家的高度结合的人物。”除去约菲这个可能的例外，绝大多数最高司令官无疑在其职业上是有杰出才能的人。但在他们中占多数的是那种迟钝的笨蛋类型，是那种神经比想象力发达得多的人。兴登堡不是唯一的木头形象。约菲、基奇纳、黑格、罗伯逊、鲁登道夫——他们也可以同样被纪念。他们睡得酣，他们吃得香——什么事情也无法使他们。已烦意乱。由于他们很少能够自我解释而宁愿信赖他们的“直觉”，所以他们从来难以遭到反驳。丘吉尔先生引用了罗伯逊写给黑格的一封信，在信中，罗伯逊建议坚持在西部发动进攻，“更多地是因为我的天性促使我坚持这一点，而不是由于任何我可据以支持它的好意见。”丘吉尔先生评论说，“这些话，在其导致近40万人蒙受牺牲时，是可怕的。”这种人物类型，在丘吉尔先生关于皮埃尔·约菲的半喜剧性肖像画中，达到了极限，毫无疑问，敏感性较强的人是无法忍受最高司令部的耗损的。用丘吉尔先生的话说，多亏了那些能将其处变不惊风度蕴藏于灾难性袭击之中“几乎到了无法同麻木不仁相区别的程度”的人，他们才被必要地淘汰了。此外，总司令大概几乎是最后一个听取事实真相的人。“一位军事参谋的整个思维习惯，是以意见之附庸为基础的。”这就意味着，政治家的不那么重要的思想，对于达到正确结论不是可有可无的。德国的最终失败，实际上归因于她的总参谋部的最高权威。假如德国政治家具有像我国或法国、美国政治家那样同等的影响力，她绝不会遭受类似的失败。依丘吉尔先生之见，她的三个关键性错误——对比利时的侵犯、无限制使用U型舰艇、1918年3月的进攻——都是总参谋部特殊的和独有的责任。鲁登道夫是总参谋部影响力和它的最高才能的最终化身——那总参谋部的成员们，被职业同志关系和普通教义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