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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否认为这一时代曾经真正出现过。
埃奇沃思与一个世纪前的诸多名人都有关联──他是小说家玛丽亚·埃奇沃思的外甥，这位小说家生于1767年，而在这一世纪内就已闻名于世。他又是诗人托马斯·洛弗尔·贝多斯的大侄子，这位诗人于1847年去世。华尔德·司各特爵士在《威弗莱》出版第一版时，送了一本给埃奇沃思的姑母，并在此书的最后一章（后来是在小说序言中）中写道，正是她对爱尔兰特色的描述最先促使他在苏格兰进行一次类似的试验。简·奥斯汀送给她一本《爱玛》的第一版。麦考利送给她一本《历史》，并在书中谈到了她。晚年的时候，她曾到盖特科姆庄园拜访过李嘉图。
F。Y．埃奇沃思的父亲，弗朗西斯·博福特·埃奇沃思，生于1809年，在沙特蒙斯和剑桥接受教育，在那里，他是斯特林周围的一群人中的突出分子。托马斯·卡莱尔在《约翰·斯特林传记》（第二部分，第四章）中用了三页的篇幅，以毫不粉饰的笔法描绘了他，使他的名字得以传世。卡莱尔写道：“弗兰克身材矮小然而匀称，方形的脸膛上光滑而白皙（很像他父亲的相貌），蓝色的小眼睛奇异地闪烁着一种阴沉的笑意，他的声音沙哑而尖利，语调中透着几分刻毒、几分顽固，或许还有几分讥讽的味道。这是一个冷漠、武断、耽于玄思、苛刻而讨人嫌的家伙。他精通柏拉图，还有康德，在哲学与文学方面比较渊博。他不接受任何信条，除了那些柏拉图式的和康德式的幽灵般的信条。他以他那双眼阴沉的闪烁，嗓音无休止的吱嘎作响，轻蔑地冷笑着把所有保守党式的作派和迷信抛在了一边。然而就其他方面而言，他这个人非常诚实、非常勤奋，或许还有其他美德。”
托马斯·莫兹利牧师在他的《回忆录》中用了一章的篇幅来描绘弗兰克·埃奇沃思。他笔下的弗兰克·埃奇沃思与卡莱尔描述的“矮子弗兰克”简直判若两人。“我的耳朵告诉我，埃奇沃思的声音中也有悦耳之处，有时也语调温柔，风度翩翩……弗兰克·埃奇沃思被相互冲突的思想体系折磨着，可以说还有从童年起就存在的相互矛盾的敏感。他是一个极富同情心，能够自我牺牲的人。”在斯特林自己对弗兰克·埃奇沃思的描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儿子的影子。“在我看来，埃奇沃思还没有摆脱那种纯粹观念式的生活。很显然，他并不知道自己应该做到从‘知识’到‘本质’（就是说，从‘认知’到‘存在’）……埃奇沃思到英格兰来，我认为是一件非常庆幸的事情。如果是在意大利，他甚至还不能对存在的现实世界有任何的感受，而这是一个与纯粹的‘玄思’和‘观察’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且，如果他不是到英格兰来，他还会仅仅在‘灵知’上止步不前，而这就好比一个穷光蛋，虽然手里攥着地契，但他的地产不是被熔岩覆盖就是已然沉入海底。”
然而斯特林的这位朋友仅仅是创造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的一方面原因。弗朗西斯·博福特·埃奇沃思“娶了一位年轻的西班牙妻子，他们是在伦敦非常罗曼蒂克地邂逅的”。埃奇沃思的母亲就是一位西班牙妇女，名叫罗莎·佛罗伦蒂那·埃罗尔斯。弗兰克·埃奇沃思由他的外甥T．L。贝多斯陪同到德国去学习哲学，为了到大英博物馆阅览而中途在伦敦暂留，于是就偶然结识了塞纳丽塔·埃罗尔斯。她年仅16岁，是一位来自加泰罗尼亚的政治避难者的女儿。他们三周之内结婚，然后奔赴佛罗伦萨，并在那里住了几年。F．Y．埃奇沃思是个语言上的行家，他可以用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阅读，他的这种爱尔兰…西班牙…法兰西的混合血统可能对他在头脑中形成显著的世界观念有所影响。
埃奇沃思一生中所达到的边界很快就可以说完。他的父亲弗兰克·埃奇沃思试图成为一所学校的校长，但没有成功。他从佛罗伦萨返回埃奇沃思镇后就专心治理家产。1845年2月8日，埃奇沃思在埃奇沃思镇庄园降生于世。两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他在家庭教师的管教下长大，直到17岁时离开埃奇沃思镇前往都柏林三一学院求学。他的记忆力和机敏的头脑在那时就已是可圈可点。临终前几个星期，他告诉在牛津的表妹们，对年轻时所学过的那些诗歌，他至今仍记忆犹新，对弥尔顿、蒲伯、维吉尔和荷马的全部作品他都能脱口而出。他能够在各种场合原原本本地自由引用那些古典名著。在他去世的时候，还保有这种传统的人已经非常罕见了。
他作为一个麦格德伦·霍尔奖学金获得者进入牛津，随后升入巴利奥尔，并在这里获得一等荣誉的文学学士学位。在牛津有一个传统，人们常常说起埃奇沃思结业考试时的那次
“口试”。据说，当被问到一些艰深问题时，他反问道：“需要我回答得简短一点，还是详细一点？”然后就在半个小时里滔滔不绝，他的风采使得那些原本只够获得二等荣誉的地方变得微不足道，因而获得了一等荣誉。1877年，他成为内院的一名法庭辩护律师，并在伦敦生活了一些年月。他是那份已经破败的爱尔兰家产中比较小的儿子的最小的儿子，而这时，他还没有从他的诸多天赋与兴趣中找到最终的方向，所以这段在伦敦的日子里，他的生活很窘迫。他成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逻辑学讲师，后来成为图克讲座政治经济学教授。1891年，他接替索罗尔德·罗杰斯成为牛津大学德拉蒙德讲座政治经济学教授，并被选为万灵学院的研究员，后来他就一直生活在这里。1922年，他从牛津的教授职位上退休时是埃默里特斯讲座的教授。他在1889年和1922年两次被选为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经济组组长。他是皇家统计学会的前会长，皇家经济学会的副会长以及英国科学院研究员。而最重要的是，他是《经济学杂志》的第一位编辑，是它的设计者和铸造者。从1891年3月的第一期直到1926年2月13日他去世时，他一直是这本杂志的编辑、编辑委员会主席以及合作编辑。我也是这本杂志的编辑，在得知他死后的消息后，我还收到了他关于编辑事务的最后一封信。
在巴利奥的时候，埃奇沃思曾经很推崇乔伊特。乔伊特对政治经济学兴趣浓厚并碰巧当时在教授这门课程，可能正是从他这里，埃奇沃思第一次感到了对这门学科的冲动。然而我认为，对埃奇沃思早期的经济思想最重要的影响是来自于杰文斯，他们在伦敦相识，埃奇沃思在汉普斯特德的住所与杰文斯的家仅几步之遥。埃奇沃思对马歇尔也无比尊敬，但他们是稍后才开始接触的。在1881年的《学术界》上，马歇尔对埃奇沃思的《数理心理学》进行了评论——这是马歇尔所写的仅有的两个评论之一，另一个是对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评论。这篇评论使他们相识，并发展成为终生的私人友谊和精神上的伙伴关系。马歇尔夫人常常愉快地回忆起埃奇沃思对剑桥的访问——尽管世上几乎再找不到比他们的谈话方式更格格不入的两个人了。
从他出版的著作来看，埃奇沃思是从数学和伦理学进入到经济学的，就和从前马歇尔所做的一样。但他们的相似仅仅到此为止。马歇尔的兴趣在于智力上和道德上，而埃奇沃思的兴趣则在于智力上和美学上。埃奇沃思希望建立包含智力趣味和美学趣味的定理，而马歇尔则想写出具有实际意义和道德意义的箴言。仅就数学训练以及笔法的精巧、可靠性而言，马歇尔要胜过埃奇沃思一筹。——马歇尔是剑桥数学学位考试的第二名，而埃奇沃思获得的是文学学士学位。但是，尽管埃奇沃思在使用数学工具的时候常常显得笨手笨脚，但无论在创造力上、造诣上还是天性偏爱上，埃奇沃思都是一个伟大得多的数学家。我想这一点将是无可争辩的，即对于在社会科学领域精巧地、广泛地使用数学方法，埃奇沃思是40年来世界上最杰出、最多产的倡导者，而他也正是这样来赋予他的《数理心理学》。
把埃奇沃思的作品写成一个完整的清单将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因为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投给各家学术刊物的稿件。我最早见到的他的著作是《伦理学的新旧方法》，这是在1877年，他32岁的时候，由帕克和牛津出版的一本92页、纸封面的书。西奇威克曾出版过一本《伦理学方法》，巴勒特在1877年的《精神》上对西奇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