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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杰文斯还是一个天生的收藏家。他是那些收藏经济学图书的藏书癖一族的首倡者。他们为图书专家们留下一种风尚，即让书商们四处搜求那些最不知名的经济学小本本、小册子。收藏那些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图书和小册子者当首推杰文斯，虽然是麦克利勋爵第一个发现了它们作为历史资料的重要意义。杰文斯从未高价购书，也没有达到收藏爱好者那种如痴如狂的地步——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图书馆——即便如此，已令福克斯韦尔教授深受其苦。在他的信件中还散落着许多有关图书的记载，让那些现代藏书家们可望而不可及。1879年4月8日，他在索尔兹伯里的三天鹅写信给妻子：“我做了一笔大买卖，买了将近500本经济学和政治学小册子的藏书，大约每本半便士。其中有些尤为珍贵。有一本收有几个世纪中价格的铜版图示。有一两本罗伯特·欧文的著作。我还搞到了这些藏书的精心誊写的清单，宛如一个图书目录。”
1881年，他从巴黎写信：“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在塞纳河畔淘书。我已经搞到几乎一整箱经济学图书，都很有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而价格却低得不可思议。”
他的妻子记录说：“在一个悠闲的下午，他尽享逛老书店之乐。他的温和谦恭的态度——无论是当他地位较低时还是对那些比他低下的人都同样如此——使店主们深受感动。在他经常光顾的书店中，起码有两个把他当作朋友看待。店主们都很乐意把那些他们认为适合于他的书留下来，直到他看过之后。”
去世之前，他已积有数千卷书，有的沿墙而列，有的放在走廊上，有的堆在阁楼里。那时，这些书对他的妻子和家庭来说成了一个难题，后来移走这些书时也颇伤脑筋。移走的这些书后来逐渐分散于各处。1907年，曼彻斯特大学欧文斯学院图书馆被允许第一个挑走了他们想要的书，约有2400卷书被贴上特殊标签积存在该图书馆中。其后，伦敦大学学院图书馆也有机会取走了几百本。在剩余的部分中，他的儿子H．S．杰文斯教授保留了一部分工作用书，主要是一些较为现代的图书，在他放弃阿拉哈巴德大学的教授职位时，他把这些书献给了该校由他建立的有名的经济学图书馆。杰文斯还藏有一些旧的银行券，他把它们称为“其他人几乎不可能拥有的收藏品”。
六
我们已经对杰文斯在经济学和统计学上的杰出贡献做了一番巡礼。但这还远不足以概括他的全部工作。在他的一生中，杰文斯作为逻辑学家的声望堪与他的经济学家的声望相比。以现代观点来判断，逻辑学的英国学派在后穆勒时代未能维持下来，杰文斯与他的同时代人一样，他们在逻辑学上的重要性在趋于下降。大约从1866－1876年，在他的工作的第二阶段中，他占用了大部分时间用于逻辑学的思考，这也成为（在欧文斯学院时一直如此）他的一大部分教学任务。在他一生所出版的著作中，半数以上是关于逻辑学的。其中，《科学原理，一篇关于逻辑学和科学方法的论文》是他篇幅最长的著作，并且在很多年里被广为使用。虽然如此，杰文斯在逻辑学发展中的作用也不能与他在经济学以及统计学历史上的地位相提并论。我在这里就不再回顾他在这一知识领域中所做的贡献。
在他一生中的最后十年里，他发现自己有一种强烈愿望，想以简洁、清晰并且有趣的文风写出他喜欢的专题的基本梗概。除了在美国印行的和以六七种外文印行的众多版本之外，到目前为止，他的《逻辑学初级教程》（出版于1870年）售出了13万本；《逻辑学入门》（1876年）售出了14．8万本；《政治经济学入门》（1878年）售出了9．8万本。另一本内容较广的基础性著作，《货币与交换机理》（1875年）在本国已售出大约2万本，另外，在美国销量也很大，并曾一度出现廉价的盗版本。半个世纪里，生活在大不列颠帝国、印度和自治领域的那些学习逻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初等学生们，实际上都是在杰文斯的著作哺育中长大的。他的这些小册子少有难懂之处，毫无沉闷之感，观点鲜明肯定，没有过分的教条主义，这对基础教育来说，的确是再理想不过了。依据这些书，还可以给出简单而明确的考试题。——杰文斯对此绝无责备之心，因为他是一个考试制度的崇信者，而考试制度是那个时代在教育和行政上的一个重大贡献。他有一篇关于“束缚”的文章发表在《精神》（1877年）上，其中的结论值得引用：“针对大学考试制度可能会提出种种反对意见，我并不想一一加以批驳。我的目的只是要说明，无论是对智力施以严格而确定的训练，还是从那些最能经受严格考验的人中选拔人才，考试都是最有效的方式。这是对那些口口声声反对‘束缚’的人所做的回答，我坚信，如果一种教育模式能使人成为严格、有序、公开的考试中的佼佼者，这必定是一种良好的教育体系。无论你把考试叫作什么，不可否认的是，它能够唤起智力、道德，甚至体力。无可辩驳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考试使人很好地适应生活。
“这就是我对教育所持的观点。我们不能认为教师的工作是去培养哲学家、学者和各种各样的天才，因为同诗人一样，他们都是天生的，而不是教出来的。如同我上面已经说明的，教育者的工作也不是把那些对于指导生活有用的知识灌输到学生头脑中去，这才的确会成为‘束缚’。教育的目标是开发头脑的潜能，使学生们对后来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种种经历能够清醒地认识、理智地对待。这是最重要的终极目的，被人们宣判为‘束缚’的考试制度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精良、最有效的训练体系。”
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期，他对政府与社会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尤为感兴趣。在道德与感情方面，他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个人主义者，这一特点他保持终生。早在1869年，他为曼彻斯特统计学会做了一次非常奇特的演说。他对各种各样的免费医院和医疗慈善机构大加痛惜。他认为它们败坏了穷人的品格（他认为品格比健康更重要，并且与健康无关）。他说道：“我确信，我们针对免费的公共医疗处、诊疗所、医院和大部分私人慈善机构这些医疗慈善事业所制定的政策是大有问题的。我想说的是，这些慈善机构使最穷困的阶层滋长了对富裕阶层的依赖感，他们为能从这里得到日常用品而感到心满意足，而我们本来应该引导他们自己养活自己。”如果我们能再一次感受到这种苛酷的感情，或许它会支撑我们，给我们以力量，使我们面对强劲的“东”风，让我们坚信未来，从而忍受目前的任何苦痛。深藏在这种维多利亚式的强硬的背后的感情是伟大的。杰文斯下结论说：“我们还不能认为已经到了那一刻，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公共或私人的慈善行为可以完全抛开，但我们应该向这一方向努力，切实的进步将会使每个阶级都能自食其力而不依赖他人。”
虽然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受到一些现实想法的影响，杰文斯逐渐向“左”靠拢，虽然远没有达到穆勒生前所达到的程度。他始终不渝地呼吁对教育（因为这显然与医疗不同，它会改善穷人的“品格”）和适宜的博物馆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他在“民众的娱乐”一文中，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把为广泛的民众提供有益的音乐看作是一项公共职责。他把由于“大量定居的、有教养的德国中产阶级”的存在而产生的大厅管弦乐看作是可以引进到曼彻斯特的最好的东西。他在伦敦的日子里曾写道：“一个人时常会渴望那伟大的管弦乐中嘹亮的长号、滚滚而过的鼓声、音叉的庄严鸣响以及那推向高潮时愈来愈急的兴奋感”。显然，不管杰文斯对医院怎么想，他会
为英国广播公司而欢呼。他逐渐对公共事务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例如对于邮政，他就不止一次地写过有关对包裹运输与电报的政策的评判标准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