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政治上，我们看历史的演变，就是因果报应。我们如果从因果中去看历史，可以发现许多很奇妙的事情。就拿我们眼前可以看得见的历史现象来说，埃及的总统萨达特，很了不起。那天我打开电视，看见他突然冒险访问以色列的消息，就知道他一定有影响力。同时也预料到以色列的贝京，也一定会去埃及报聘，也可以说两个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将来对于中东地区的谋和，犹太与阿拉伯两个民族去嫌释怨，总会有帮助的。假定我们处身在一百年后，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历史，这两人之间的一往一来情形，以及诚心谋和与否的因果报应，则是一件在因果律上，很有趣的，能证实的事情。
古今中外都逃不开这个因果律。我们中国的历史，每一朝代都是如此。怎么来的江山，也将怎么样的失去；怎么样取得的政权，也是怎么样的交出去。仔细研究外国的史实，又何尝逃过此一法则。
我们随手举一个例子，宋朝的皇帝赵匡胤，据说他自己并不想当皇帝，而是陈桥兵变，部下们硬把皇帝所穿的黄袍加在他的身上的。当时的皇帝，是后周的柴荣。他在位时死了，儿子还小，只有六七岁，而赵匡胤是柴荣当时的殿前点检使，等于是宪兵总司令或首都卫戍司令等要职。就在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当了皇帝，所以到了元初，在宋朝垮了的时候，有人非常感慨地作了两首诗说：“记得陈桥兵变时，欺她寡妇与孤儿。谁知二百余年后，寡妇孤儿又被欺。”“卧榻而今又属谁？江南回首见征旗。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岁儿。”
我们再看清朝，进主中国，是孤儿寡妇入关，而最后一代皇帝，又是寡妇孤儿悄然出关。因果报应，丝毫不爽。读了元人那首诗，我也曾经依样画葫芦的写过一首：“寡妇孤儿自入关，便宜占尽此江山。果然二百余年后，母子君臣出塞难。”博仪登基接受群臣朝贺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抱他坐上金銮殿的大交椅上时，他大哭起来，他的父亲摄政王拍拍他，安慰说：“不要哭，快完了！”果然很快就完了。这就是“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的道理。所以国家也好，个人的事业也好，都是怎么起来，也是怎样下去。经过时间的证明，长期观之，可以说是必然律的回互，并非偶然如此的。
至于《孟子》书中的“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这两句文言，尤其别具韵味，而且也特别悲凉。岂但战国时代的老百姓们如此，几乎世世代代的老百姓，都是过着这种艰苦的日子。“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大地尽是一片流民饥荒的景象。悲凉，惨痛！岂是言语文字所能尽其形容的。社会的贫病到了这种情形，便正如左宗棠的诗所说：“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国无苛政贪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且看所谓工商业发达的社会现象呢？虽然没有孟子这两句话那样悲惨，但是在物质文明发展之下的一般社会状况，农村乡镇的衰落偏废，都市文明的畸形发达，它的变相结果，也有“老弱困守故土，壮者散处四方”的景况。尤其对我们一般具有出国狂热的心理病态的社会而言，也同样会有此悲鸣，岂但只是衰乱时势如此而已！
君道与臣节
除此以外，由邹穆公与孟子这一段对话中，引出一个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上极重要的问题，需要特别加以讨论。
根据本文邹穆公的发问，认为他的国家有了重大的变故，而一般守上有责的高级干部们，死难的不少，但是他们的部下，以及基层的民众们，根本视若无睹，好像毫不相干似的。我们平常也都读过《孟子》，但是重点往往被《孟子》的文章才气掩盖过去。甚至可以说，我们被古文语调困住了，忽略了其中有两个极其重大的基本问题。孟子当时既非尽情发挥得明明白白，我们后世读来，也未仔细寻思，只是马马虎虎地读过去了。
在中国文化政治哲学的传统道德中，过去的历史上，“君道与国共存亡，臣节尽忠死国事。”这是不易的原则。自三代以后，春秋以下，无论君主政体与否，这个民族文化、民族教育的基本精神，是始终不变的。这种根基深厚的民族精神，当然，最具体而得力的，便是孔子著《春秋》以后的孔孟一脉的儒家学术思想。而在宋、元以后，再根深蒂固地往下层扎下根基的，则归功于几部有关历史故事的小说，如《三国演义》、《精忠岳传》等等，把固有文化道德仁义的精神，如重然诺守信义的义气风范，融会在国民生活的每一环节，打入每一个人心，打入每一代子孙心坎深处。加上宋明以来理学家们在臣道、臣节上的深厚修养与发挥，因此在宋、元、明、清之间，士大夫们死难于臣节、尽忠报国的典型，比之以往的历史，更加激烈而具体，更加庄严而可敬。
其实这种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精神，由来久远，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例如孟子讲三道，动辄便提出周初开国的文武之业来作标榜。但事实上，以商纣的暴虐，虽经周武王鼎革以后，政治上的种种努力，但将近百年之间，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将近一个世纪，还有“殷之顽民”，始终与周朝并不合作。最明显的，便如初期的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上。其实，历史上所记载的“殷之顽民”，也就是前代商朝遗民的忠贞志士，因为作史者立场，所以称他们为“顽民”，也就是所谓的顽固分子。因此周武王的分封诸侯，封微子于宋，以祀殷商之后，固然是武王的仁心德政，同时也是培养民族精神的重要措施。
其余信手拈来，如众所周知的汉初田横五百壮士，义不投汉，集体自杀以全节义；项羽的八千子弟，统统战死乌江；这些都是荦荦大者，尽人皆知的历史故事。其他有关历代在成败、存亡续绝之际，忠臣义士可歌可泣的事迹，还有很多。这是中国文化特有精神之所长，关系一个民族国家，立国立基的根本精神所在，不能不加注意，应该大书而特书的。例如元朝与清朝的入关，在战役中遇到战死不屈的忠义之臣，或是后来被俘而不投降的忠贞志士，不但不加凌辱，反而恭敬礼遇，虽依法执刑，死后仍善为安葬，示以生荣死祭以表忠贞。而对那些轻易投降，卖主求荣的，便为他们另外立了“二臣传”，以表示有亏节操。这些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岂可以尽把它列入“愚忠”两字而轻轻抹煞。而且这种节操的养成，与帝王民主的政体关系不大，并不是说在帝王养士的体制之下，才有忠臣义士的作风，在民主体制的时代，就不需要对国家民族有此忠义的节操，那便是大错特错，是自己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愚昧无知了。
问题不能扯得离题太远，现在再回转来看邹穆公这一段的对话。邹是战国当时的蕞尔小国，微不足道。但当他国家有难的时候，守上有责的高级臣僚，死难的如此之多。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这表示邹鲁之邦，确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抵。尽管主懦国弱，而文化教育的风范，始终未变。但是邹穆公再进一步要求他国内的全民尽忠，那么问题就太不简单了。所以孟子有下一段的答复，也便是反映出对当时邦君们的一种警告，一番抗议。这便是我方才说要特别注意的一段。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历史哲学的重点之一。
历史上的基层政策
讨论到前面中国文化，有关历史哲学这一类问题，我们看到自从孔子著《春秋》而使乱臣贼子惧的精神以外，历代历朝的历史，也都是继承孔子的学术重点——《春秋》责备贤者，特别是要求君圣臣贤，或明君良相的一贯精神。对于林林总总遗下编氓的一般国民们，从来没有过于苛求，并非像邹穆公的希望一样，要求基层的国民们，也要层层尽忠，为他们的长上——长官去尽忠尽节。
有人说，我们的“二十六史”，只是一部军政统治的总帐簿，比起西方后来的历史学观点，大为逊色。这个问题的是非好坏，暂且不谈。现在只讲我们过去的历史记载，特别注重，也特别强调君臣之间——执行仁义政纲上，君道的明智和昏庸，以及臣道的忠贞和奸佞。而对于基层地方的吏治问题，几乎都忽略了。过去虽然也注重吏治的清明与否，但过去历史所提吏治的“吏”，大体上是指官而言，并非如现代观念，包括了地方行政的基层工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