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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红盛了几年，到了八十年代末，市场需求开始萎缩。真是祸不单行，路山地区羊毛大战的最后恶果都让纺织厂承担了，那些次品或掺进大量沙子的羊毛，不知怎么倒手后通通都积压到了纺织厂里。已经亏损两千多万的原厂长一看事态不妙，丢下一个烂摊子鼓着自己的腰包告病退位，悄悄在天津买了房子，自己做起了口岸生意。此时从混乱的羊毛绒市场上被清理出来的王大佑，却被梁怀念任命为厂长。王大佑把维持生产的工作交给副厂长，自己带了十几个厂里的骨干，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基本上跑遍全国轻纺工业发达的地方，还去了老主顾东欧的一些国家及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考察，然后交给地区一份“考察报告和技改建议”，建议尽快抓住调整产业结构的机遇，引进先进设备和高科技，促使纺织厂由生产传统的粗纺产品转变为生产精纺毛呢。这一纸建议意味着目前使用的还不算落后的生产设备全部要报废，而且还需要投入８０００多万元新的技改资金。论证这个项目时，反对意见比较强烈，行署方面也非常谨慎，拖着没给答复。王大佑把材料呈报到梁怀念那里，没有等他诉完国企的苦，梁怀念把大笔一挥，作了“此报告有创新，既利纺织厂，又利全地区经济建设，请行署尽快履行审批手续并协调银行”的批示。王大佑拿着这个尚方宝剑，找到当时的专员，论证了好长时间难以确定的事，梁怀念的几个字就解决了。
那时还没有商业银行一说，因为是地委、行署定下的事，所以根本不用厂里再给银行做什么工作，银行就追在纺织厂的屁股后面给钱。有了钱，王大佑自然花起来很有气派，完全是大手笔：他廉价卖了旧厂区给昔日倒羊绒的哥们儿，建起面积为９０公顷的新厂子，机器还没安装好，豪华气派的１２层办公大楼就拔地而起，盖了１０幢家属楼，连厂大门也是用花岗岩砌成的，还一次买了两部蓝鸟王高级轿车。他在职工大会上豪迈地说：即使是香港甚至澳大利亚这些资本主义的同类工厂，也没有我厂这样高的起点和宏大的气派，这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所以，我们还是要高歌“社会主义好”。后来，在该厂无数次的文艺活动中，“社会主义好”都是人人必会的保留节目。
营造这样的气派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不算出卖原厂址的６００多万和地区无偿划拨的土地，仅仅银行贷款就突破了两个亿！
这是郝智第二次来到地区纺织厂，前一次是在工人们上访后的第二个星期天。当时，虽说通过财政局和银行的帮助，使职工的生活暂时有了保障，但作为路山最大的国有企业，弄到这个地步令他很不放心。那次，郝智看了一些反映材料后，萌发了身临其境解决问题的想法，他悄悄叫了秘书长姚凯歌和秘书刘勇一起来到厂里，只是在传达室里坐了一会，却见长半人高茅草的大院里，密密麻麻站满了工人。当时，同行的姚凯歌害怕刚在地委大院发生过的斗殴事件又可能在这里重演，不由得有点紧张，不住地问闻讯赶来的厂党委书记究竟是怎么回事？党委书记也煞白了脸，直摇头说不出所以然来。此时，却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走到郝智跟前，激动地抖着手说：“郝书记，谢谢你亲自来我们厂视察啊，都四五年了，草也长这么高了，还没见过任何一个地区的干部来过我们厂呀，哪怕就是个地委、行署院子里看大门的！”郝智认出来，这位老师傅姓吕，就是自己到任那天到地委上访的人之一。
在一个散发着臭烘烘羊毛味、挂满蜘蛛网的大车间里，郝智坐在一张桌子边，和足有百余名工人师傅拉起了话。郝智讲道，不论到什么时候，地区始终关心这个曾经为路山做过巨大贡献的厂子的命运，一定想尽千方百计帮助大家，同时也要紧紧依靠职工群众，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齐心协力共渡难关，走出困境。
咋个走出法？我们厂就是神仙来了也不会有救的！工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显然对他的大话不感兴趣。“郝书记，你是见过大世面的领导，叫你来当厂长，你咋个具体弄法？”有人挑战般发问。
郝智认得出这是那天在地委和农民打架的络腮胡子，他笑着回答说：“这位师傅说的没错，可能我还真是不行。但面对困难，人如果连个想法都没有，坐以待毙的话，岂不更没有出路了？”他接着分析说，纺织厂要走出困境，首先必须完成规范化改制，实行两权分离，还要分块搞活，走模拟股份、一厂多制的路子。
见他还要往深里说，老吕师傅插话道：“郝书记，你说的这些道理我们有的听懂，有的不懂，但我不客气地说，你还是不了解我们厂，没摸透厂里的具体情况。现在，我们还够不上搞那些复杂工作的地步，眼下还有比改革更紧迫的事情。”
郝智听着有点纳闷：企业不景气就应该改制呀，难道还有比改革更紧要的事情？
老吕师傅说自己１５岁就进了这个厂子，厂子由小到大、由红盛到死下，他都经历了。厂子垮了，主要是人心垮了，是人心坏了。他举例说厂里收毛的时候，放着老百姓送到大门口的上好羊毛不收，却要高价买个人公司里的，为啥？那就是个人公司里的毛掺杂了沙子，能称出分量，里面的事情不明摆着嘛，好吃回扣啊！鼓励个人卖毛呢，却回收不到现金，顶
账回来的东西五花八门，有汽车、拖拉机、电视、药材、轮胎、麻袋、还有一车女人用的什么卫生巾，就这些东西库房里放着都不见了，也无人过问。后来因为产品质量出了问题要进口澳毛时，厂里把工人几个月工资都拿走了，可买回来的几车羊毛谁也不知道究竟值多少钱。人们不是常说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吗。反正，我们厂里早成了大家拿了，送进生产线上两吨洗好的毛，最后投到市场上连一吨半都没有，要问那半吨东西哪里去了，大家拿呗！有谁敢说没有拿过厂里毛线、毛呢的，给我举起手来。吕师傅凝重地看着大家，果然没有人举手。偷拿产品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起先工人们是利用上夜班的时间把毛呢折叠在饭盒里、缠在身体上甚至塞进裤头里，后来发展到大家拿起来都像拿自己家的东西一样明目张胆了，有人出厂门时还大胆地给保卫科的人丢一块，敢在传达室里比划料子质量、谈论好坏。“厂里黑的事情多着呢！所以说我们厂什么事最紧，啥事情最急？那不是企业改制，而是整顿领导腐败！不是我们工人不想改制，是干部腐败把企业变了味。腐败这个毒瘤还长着，我们能干什么呀？”有一位工人说得更透：“没钱不怕，没有市场也不怕，我们最怕的就是干部没有良心。现在的领导都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也不知他们捞到多少才算是个够啊？！”
这一席谈话对郝智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指示地区纪检委牵头，一定查个水落石出。随后，地区工作组进驻了纺织厂，发生了王大佑紧急出逃，杨卫因经济问题被判刑和追缴六百多万元外欠款等一连串事情。
然而，腐败问题的解决并未使纺织厂的根本面貌得到改观，工厂继续停工，职工生活仍然没有保障，郝智对此十分揪心。前几天，他看到了一份地区公安通报后更加坐不住了。据这份通报说，按照省厅的统一部署，地区公安处最近搞了一次扫黄打非活动，检查了路山城里的５０多个歌厅和洗浴中心，在当场抓获的１５对卖淫嫖娼人员中，纺织厂女工竟有７人。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在数以百计千计的坐台小姐里，有３０％以上是该厂的女工。与此同时，城南派出所民警发现，在长途汽车站附近经常有几十名３０至４０多岁甚至５０岁的女工和附近私人旅社的老板勾结，利用白天时间勾引过路旅客和当地一些单身男人、退休老人。他们性交易价格十分便宜，一般只要１０元至２０元，大部分是在上班时间进行，因为卖淫后还要赶回家给孩子和老公做饭。比如，有一姓高的４６岁的女子，夫妻都是纺织厂的工人，不仅双双下岗，而且丈夫还患有严重的肾炎，两个孩子一个在省城上大学，另外一个在路山上中学，家庭生活十分困难。那天下午４点，她和一位７０多岁的老头在旅社里鬼混被民警当场抓获，退休干部的老头在得到警察不向子女们张扬的承诺后，马上从银行里取了罚款，而抽泣不已却没有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