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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长沙城，部队得以驻扎休息。黄克诚忙里偷闲，专门上街配了两副眼镜。晋坑一战，眼镜丢失，使黄克诚长了一个心眼，多配一副眼镜，以防万一。
红三军团在长沙城里驻留了十多天。
8 月5 日，何键集结兵力，突然反扑长沙。
这时，红三军团在指导思想上仍着眼于占领长沙，进而夺取武汉，藉此影响全国暴动，所以既没有及时撤离长沙，也没有作迎击敌人反扑的必要准备，以致在敌人的大举反扑面前，措手不及，被迫撤离长沙，红三军团遭受一定损失。
8 月6 日，红三军团撤离长沙后，进驻长寿街，在长寿街进行整编，将红五军、红八军进行了混编，重组战斗序列。
黄克诚多次发表“右倾”言论，被认为已经不宜担任师一级领导职务，故而将黄克诚调派到第八军第四师第三团，担任政治委员。
不久，红三军团与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在浏阳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彭德怀任副总司令。
夜幕下的长沙城。
城外坑坑洼洼，鹿砦密布。一道道铁丝电网将偌大个长沙城裹了个密密麻麻，仿佛一只缩成球的刺猬，等待着“外敌”入侵，施以颜色。
湖南省主席何键杀回长沙后，在长沙城内外大肆构筑碉堡工事，同时在城内潜伏四个师，城外布防八个师，企图守株待兔，等候红军二攻长沙，予以重创，以雪长沙城破之耻。
8 月底，红一方面军倾其主力红一、红三军团，进至长沙近郊，准备再次围打长沙。
红一方面军成立以后，在今后行动方向的问题上出现了争论。中央指示，为了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红一方面军再行攻打长沙。对此，毛泽东、朱德持有保留意见，彭德怀、滕代远表示接受。红三军团不少领导干部进而指责毛泽东是“保守主义”。为了执行中央命令，维护红一方面军的团结，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最后决定，当前行动目标为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
毛泽东得知这时长沙守敌达十万人之多、等我就范的最新敌情后，果断提出了“接近壕沟，引其出击，消灭出击，夺取壕沟”的作战方针。
但是，守敌在首次出击失败后，一直坚守不出。红军试图发动强攻，但是在敌人强大火力面前，红军战士冲到电网前便倒下了。
红军伤亡很大，却毫无成效。
红一军团长林彪突发奇想，借用古人“火牛阵”破敌。一时间，红军战士到处搜集水牛，很快拉来百余头水牛。接着，战士们在牛尾巴上绑一束浸满煤油的棉布，用火一点，水牛受烧牛痛，狂奔敌人电网而去。。
开始，“火牛”乱跑乱撞，冲破了一些电网，然而，不一会儿，“火牛”
触电死了不少，其余的受电网所阻转而跑向了红军一方，结果伤了不少红军战士。
“火牛阵”流产了。
长沙久攻不克，红军尤其是红三军团伤亡严重。黄克诚所在团团长阵亡，战士牺牲不少。他有心提议放弃攻打长沙，不过，他已经因种种提议被认为右倾，不准参加一些党内会议，连职务也受影响。他只好沉默不语。这时，黄克诚所在第四师师长卢匿才反对攻打长沙，被冠以“托派”罪名枪毙了。
黄克诚虽然不怕杀头，但是在提议不能左右大局的情况下，他又能怎么样呢？
沉默是无言的抗争。
毛泽东在这一关键时刻站了出来，他指出屯兵城下，久攻不克，敌人又抽兵来援，战况危急，应当主动撤围长沙。
因为红三军团曾经占领长沙，许多同志仍然坚信长沙可以攻克，中央攻打大城市的指示能够实现。
毛泽东以极大的耐心，说服了这些同志。
9 月12 日，红一方面军主动撤围长沙。接着，红一军团出浏阳，直指吉安；三军团从株洲进至袁州、新余，继而走樟树，纵横湘、赣边境。
红一方面军撤围长沙，无疑与中央“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背道而驰。于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负责人周以栗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红一方面军，督促再攻长沙，执行中央既定计划。
毛泽东约请周以栗彻夜长谈，终于说服周以栗放弃攻打长沙的主张，转而攻打周围都是苏区的孤城吉安。
红军攻克吉安，从缴获的大量报刊资料中，毛泽东敏锐地作出判断：中原大战已经结束，蒋介石一定会集中兵力，大举进攻苏区，消灭红军这一“心腹之患”。
毛泽东进而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如果蒋介石大举来犯，红军继续远离根据地，在白区分散作战，并且集中攻打大城市，将是十分危险的。因此，红军应当尽快撤回赣东苏区一带集结，整训部队，依托根据地同敌人周旋作战。
毛泽东的这一主张简直与中央方针唱了反调。
消息传到红三军团时，相当一部分同志不愿意东渡赣江，仍旧坚持攻打中心城市，以实现中央计划。
黄克诚闻讯，非常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主张。
他之所以曾经一再反对攻打武汉、长沙，就是因为他从亲身经历中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根据地作依托，单纯去攻打中心城市求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
毛泽东的主张无疑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不过，毛泽东的见解要比自己高深、系统得多。数十年后，当黄克诚已是垂暮之年，他还记忆犹新，充满感情地回忆说：
在这一要作重大决策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却敏锐地看出了形势变化的苗头，他看出军阀战争很快就要停了，蒋介石会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这个问题当时只有他看出来了。他就派周以栗同志到红三军团去说服彭德怀同志，不要冒进打南昌，部队要迅速东过赣江回到老根据地，当敌人进攻时再消灭它。经过一个多月，才把彭德怀同志他们说服，将部队撤回老根据地。那时，我们的侦察工作很差，毛主席就是通过看报纸，分析出国民党要向我们大举进攻。这又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一、二、三次“围剿”，就是这个决策的结果。如果当时不回到苏区，而在敌占区同敌人作战，那么情况怎么样，就很难说，很可能打得一塌糊涂。
天有不测风云。
1930 年上半年开始，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肃清反革命运动。
在红一方面军内部也开始了肃反打“AB 团”的斗争。“AB 团”是蒋介石指使并授意国民党右派在南昌成立的反革命秘密组织。“AB”是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该组织早在1927 年已经解体。
但是，党内一些“左”倾思想严重的同志，大概是发现了个别“AB 团” 分子在苏区活动，遂如临大敌，在苏区和红军中大搞肃反打“AB 团”，使得肃反严重扩大化。
1930 年12 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刑讯逼供下搞出的假口供，派总政治部政务处长李韶九到红二十军进行肃清“AB 团”的斗争。
李韶九此人品质不好，就是他在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大搞刑讯逼供，致使不少人屈打成招，人人自危。
因而，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眼见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逮捕，对李韶九的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于是，他们在12 月12 日带领队伍包围了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扣留李韶九，释放了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提出了分裂一方面军领导的错误口号，将二十军拉往赣江以西地区。
这就是震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的发生，在红一方面军和党内引起极大震动。
中央政治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 团”里应外合、公开叛变的“反革命行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及方面军负责人相继发表宣言和公开信，要求有关方面进行坚决进攻和镇压。
军队中肃反打“AB 团”的斗争日益扩大开来。
一些“左”的思想严重的同志，甚至于命令各部队成立专门的“肃反委员会”，指令各部队必须抓出多少名“AB 团”分子。
一股可怕的瘟疫在红军中蔓延开来。。
不少部队开始搞逼供信，供出一个，杀掉一个，甚至连队也有权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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