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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他奠定了词为艳科，词体别是一家，这样的属性，他的特点呢，是男子而作闺音，什么叫男子而作闺音呢，就是本来写词的人都是男人，但是他们却模拟女性的生口，声音，模拟女性的生口，心态，甚至形体，来进行创作，所以他这一点男子而作闺音，词而艳科，这是词体的一个比较的本质属性，但是呢，这还不是词体更本质的属性，更比值的属性是什么，诗雅词俗，诗和词要进一步分家，一个雅一个俗，那么温庭筠的词并不俗，所以呢，我说他可以被柳永涵盖，这是咱们后话。
那么所以我现在讲第二个阶段，就是柳永，诗雅词俗，这个词体的这个属性，是由柳永来完成的，那么柳永从接受主题来说，他是以文人身份来写词，但是他却是带市民来立言，带歌妓立言，他写的词主要提供给歌女来演唱，所以呢他的性质有的人也称为歌者之词，但是呢，我认为这种说法还没达到本质，更本质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歌女本身如果她们都是很有文化修养的，那么她会写一些高雅的词，而这些歌女基本都是下层的歌女，那么他就会写一些很通俗的，很诗经化的这样的词作，通过歌女之口传播出去，所以我也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做市井俗词，这是柳永的。那么柳词的特点，有两个特点，一个从创作主体来说，是变成了文人职业作家，开了文人职业作家的先河，那以后周邦彦，姜白石都是一种职业作家，都从柳永这儿来，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通俗性，他的市井俗词这个方面一会儿我在第二个问题继续讲。
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苏东坡，苏东坡的特点就是回到诗人本色，本来柳永把词体温柳他们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他们的潮流趋向都是把词体和诗体来分家，词体要别是一家，那么苏东坡开始出现一种回归，就是把词体的创作，和诗体创作合为一体，将士大夫的青草与世词的协作融为一体，那么苏东坡以诗为词，他的本质就是将词体化俗为雅，他标志着词体由市井文化而成为文人文化，由歌伶艺人花间月下演唱的听觉艺术，而成为表下士大夫情趣的案头视觉文化，所以可以称为东坡诗人雅词范式。
那么大家都知道，王国维有一个著名的评价，他评价李后主，他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干该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那么这个又怎么解释呢，这个说法我认为既有对的部分，就是王国维看出了词体有两种，一种就是伶工之词，谁的词是伶工之词呢，大家说一下，刚才我讲的，谁的词是伶工之词，有说温庭筠，有说柳永的，温柳他们都是这种性质，是伶工之词，而这个苏东坡的词呢士大夫之词，李后主的词当然也是士大夫词，当然我要指出质变点临界点，并不是李后主，是苏东坡，为什么呢，这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词体发展到六后主的时代，那么温柳的这种代表词体，别是一家的发展，还没有完成，历史的使命没有完成，也就是说，现在主要的任务是要更好的把词体从诗体中分离出去，而不是要急着回归，但是在分离之中，会有一些反复，有一些这样的中间的阶段，所以呢，李后主的这种变化，他只是在温柳滚滚思潮中，这种思潮中的一个小小的曲折，他是东坡诗人雅词的一个先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李后主他为什么会在这种词体的思潮中产生这种变化，就是因为他个人的家国之痛，亡国之痛，所以他就是变成以血书者，变成了俨然有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他是有这种特殊的痛苦，但是亡国之君的生平遭际，只是一个个别的现象，他并不是一个士大夫普遍的生活，所以他不能被士大夫普遍的响应，所以他只是一个阶段。
到了苏东坡时代就不同了，柳永的词已经发挥到及至了，那个俗大家都已经听腻了，这个时候要出现反驳，所以，东坡的词才真正的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那么东坡之后，还有两个我以前也曾经标举了两个阶段，那么一个是周邦彦的赋者之词，一个是姜夔姜白石的文人的清客雅词，他这个特点，他们俩的这个特点，一个从创作主体来说，随着记忆的精深娴熟，随着专业化职业化的纵深演进，那么作家的水平，日益的提升，而接受主体，听的人，接受主体的审美趣味，一种高雅化的要求，就要求着词体向着深婉曲折的纵深方向发展，所以清真词的赋者之词姜夔的清客的雅词就先后的应运而生了，那么周邦彦和姜夔的两大范式，他是柳苏两大范式的继续演进，就职业词人的角度来说，他们是柳永的后裔，周邦彦提举大晟府，他是一种官府职业作家的代表，而姜夔呢，他是终生的布衣清客，他一生没有中过进士，也没有做过官，他是终生的布衣清客，是进一步的职业化，他代表了职业词人的人生道路，他并且开了我们近代现代以后文人就是职业化的一种先河，这是他们承续柳永。
而承续苏东坡呢，他们并没有接受柳永的俗，而是接受了苏东坡的雅，他们进一步还是士大夫的雅词，所以说他们两个范式其实是柳苏结合的产物，这一点到最后我还要再讲一讲，那么所以呢，我曾经归纳了五个历程，五个范式，既然是范式就要精简到最精约的程度，那么在五个之中，我们能不能再进一步的精约呢，你们看看，在五个之中还有没有那两个更重要呢，柳永的词和苏东坡的词，大家的意见跟我一致，我现在就这样认为，那么，我认为，柳词和苏词是唐宋诗体的两大范式，这个就意味着凡是柳苏之前的词，都不过是柳苏词的先生，先河，凡是柳苏之后的词体都只不过是柳苏词的后续，所以就是他们两大词体，是基本范式，我们掌握它，把唐宋词体的演进的基本规律，就掌握了，那么我的这个观点，是不是别的学者都没有看到，其实有很多学者都注意到柳苏在唐宋诗体中的位置。
比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曾经说，他说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这样的论述，说得很清楚，两大关键，是柳苏，但是为什么这样的说法，不能引起后人的注意呢，关键就局限在一开始有个同学回答我，婉约派，豪放派，就局限在这个理论上，现代的学者也有很多重视提到柳苏，但是一说柳就是柳腻，细腻，就是香软肥俗，苏呢，苏杭，柳腻苏杭来概括，那么，这个理论是明代的张延，张南湖，来明确提出来的，提出以后呢，就影响非常大，以至于现在我开学术会还有很多的学者，一提唐宋词就是豪放婉约地那么现在我就明确的提出，豪放与婉约只不过是词体的一个外在风貌，它并不是词体的一个本质，词体的两大根本的因素是什么，是雅俗之间的消长，雅俗之间的演进，如果你用豪放来说苏东坡，显然苏东坡的地位不够，为什么呢，苏东坡之后影响不大，少游，秦少游学谁呀，学柳，周邦彦也是婉约，只有一个辛弃疾和他周围的几个词人，那苏东坡影响不小了吗，对不对，可是我们换个角度，我们不说苏东坡的主要贡献是豪放，而是什么呢，雅，诗人雅词，那影响就大了，少游，雅不雅，周邦彦雅，姜白石雅，一直到吴文英都雅，那么他们都是苏东坡雅词的后裔，那么辛稼轩就不要说了，不仅外形豪放，那他内在也是雄深雅健也是一种雅，这样来看，苏东坡的影响第一位置那就大了，而柳永的位置俗，俗也不是不好，俗也很重要，我们不要有一个价值判断，认为雅就好，俗就不好，俗代表了一种文化的一个根本趋势，那么，所以，可以说是一夜障目，被豪放婉约之说拘束了学者们的目光。
那么其实呢，苏东坡自己本身，就原来对于豪放的问题，也说过，他自己就在一篇与陈季常书中说，曾经说，他说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这个论述后人引用的时候，当成苏东坡认为豪放，很重要，这样的一个论据，为什么，说到雄，诗人之雄，第二点，豪放太过，明确说出豪放，认为苏东坡的本质说的是豪放，可是你们看到没有，他说的是诗人之词，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什么意思，第一点他说了诗人，这个词是诗人之词而不是小词，纯粹的小道，那样的词，所以他就被那个豪放给遮蔽了，就看到雄和豪放了，那苏东坡还有一个资料，比如说《祭张子野文》，写给祭奠张先的，他更明确的说，张先的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