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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悉与减免，照各处起科，亩不得过一斗。田赋既均，苏松人仍任户部。”
江浙苏松地区赋税重于他地，人不得官户部，是朱元璋留下的问题。朱元璋在初取天下时，据说：“愤其城久不下，恶民之附寇（指张士诚），且受困于富室而更为死守。因令取诸豪族租佃簿历付有司，俾如其数为定税。故苏赋特重，惩一时之弊。” “初，太祖宝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而“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 。后虽稍有减免，但苏松等地的田赋仍远远高于他地。实际受害的当然是普通农民。限制苏松人在户部做官，则是戒于“浙江及苏松二府为财赋之地”，而“户部胥吏，尽浙东巨奸，窟穴其间，那移上下，尽出其手。且精于握算，视长官犹木偶” 。江浙地区是明朝经济的重要支柱，朝廷害怕浙东人掌握财政大权造成威胁。这是一种歧视政策。它不仅给江浙农民带来祸害，而且不利于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民不堪其苦，就用逃亡和逋欠的方法加以抵制，使重赋往往成为无赋。因而建文帝均江浙田赋，不仅有利于国家，也使百姓得受其惠，确是一件德政。
洪武末，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蚕食百姓” 。因此，建文帝对僧道占田也做出了限制。建文三年（1401年）七月，下令“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亩，免其租税，以供香火费，馀田入官，均给平民” ，也无疑是一桩爱民之举。
建文帝受攻击最甚的莫过于变更祖法，更改官制了。
朱元璋为控制中央大权对政治制度做了多次调整。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罢中书省，废丞相，升六部秩以分相权，“事皆朝廷总之” 。朱元璋戒谕子孙：“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建文帝不顾祖训严禁，以齐泰为左丞相，黄子澄为右丞相 ，“阃外事一以付泰” 。这在维护旧制，视祖训为神物者看来，自然是大逆不道了。朱棣提出“悉复皇考之旧”，“纲纪政令一出于天子” 。这不仅是为借助于保守势力，使篡权师出有名，也是为了维护专制主义皇权。
改官制，终建文四年一直没有间断。有些官制的改变无关紧要，意义不大，或仅仅改变了名称。但有些改变，则是深有用意的。朱元璋升六部秩，而六部尚书仅二品，这是除宗人府官和公孤傅保以外文臣的最高品级，其目的是压抑大臣，以保证纲纪政令一出于天子，“天子之威福无下移” 。他所需要的是封建帝王的家奴，这些家奴可由皇帝任意处置，从罢黜直到廷杖至死。朱元璋所开创的廷杖，使大臣的身心遭到肆意的摧残和污辱。所谓“血溅玉阶，肉飞金陛”，“君之视臣如狗彘” 。史仲彬、楼琏曾以“安静祖法”为言，反对改官制。建文帝在楼琏的奏疏上批道：“此正所谓知其一未知其二者。六卿果可低于五府耶？祭酒犹在太仆下耶？假令皇祖而在，必当以更定为是。群臣勿复言。” 他不满于六部尚书低于五府官，祭酒反低于皇帝的养马官，至少要他们地位相等。这一方面提高了文臣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显示他无意把权力控制得太死。他倚重大臣，放手让他们去做事，尊重他们的地位，这与朱元璋的极端专制主义是大相径庭的。朱棣在致李景隆书中曾说：“祖训云，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不许立丞相。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今虽不立丞相，欲将六部官增崇极品，掌天下军马钱粮，总揽庶务，虽不立一丞相，反有六丞相也。天下之人，但知有尚书齐泰等，不知朝廷。” 这段话生动地说明了建文改制的情况和建文帝与朱元璋、朱棣对待大臣的不同态度。
洪武时，王府官的地位更低。他们不过是亲王的家庭教师和办事员。建文帝增设王府官，规定宾友教授进对侍坐称名不称臣，见礼如宾师 。方孝孺说：诸藩“尊崇之极，而骄泰易滋，左右之臣位下势卑，不能矫其失”，“天子慨然为深长之思，增立辅臣，重其职任，俾咸知尊贤取友，以成令德” 。限制宗藩骄泰，提高文臣地位，相辅相成。
建文帝屡诏求言，并能责己纳谏。一次，建文帝“偶感微寒，视朝稍宴”，监察御史尹昌隆上言规谏。左右曰：“以疾谕之。”建文帝曰：“不可，直谏难闻。”于是下诏：“昌隆言中朕过，礼部可颁示天下，朕亦用自警。” 又一次尹昌隆劾执政大臣曰：“奸臣专政，阴盛阳微。”执政恶之，故贬。建文帝曰“求直言以直弃之，人将不食吾余”，命复原官 。甚至，有两个宫人在宫中殴哗，建文帝也以“一宫未齐”，“悱然感愧自责” 。这种作风，与朱元璋相较，真有天渊之别。这样，建文帝把以监察各级官吏为主要职务的六科给事中改为左右拾遗，突出他们约束规谏皇帝的职能，就绝非仅出于“慕古改名”而已。出于同样原因，谨身殿改为正心殿，并建置省躬殿，置“古书圣训”其中，以“尚父所存丹书之旨，夏书所歌宫室声色之戒” 自勉。
都察院改为御史府，如前所述是宽刑省狱的结果，但也有一番寓意：“曩者，法吏执刑深刻，犯者滋众，先皇帝甚厌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养人，群生喜悦，讼者衰止，复古官名以修善政……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圣训，凡便于国、利于民者则言之，为民之蠹、为国之病者则去之。毋溺于私而枉其所守，毋慑于势而屈所当为。一以道辅佐天子，行德教，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时，斯不负建国图治之意。苟为不然……则是官之名虽更，而实之可厌苦者自若也，奚可哉！” 可见，不仅改其名，而更着重于改其实。
与此同时，建文朝在地方上进行了省州并县，精简机构。建文帝的这一措施，是针对洪武时的官冗政繁而采取的。早在洪武末，有识之士已建议朱元璋要“省冗官，减细县” 。据《建文朝野汇编》等书所载进行粗略统计，几年间撤销的县有三十九个，州九个和一批县的同知、吏目、推官、知事、丞簿等。还撤销了巡检司七十三个，河泊所四十九个，递运所十五个，水马驿四十八个，税课局一百零九个，税课司四十一个和一些道纪司、道会司、道正司、僧会司、道会所、僧纲道纪司、盐课局、盐课司、茶课司、批验盐引所、闸，省去府州县学训导一百零四个暨其他一些官吏，只有个别零星的增设。值得注意的是，所撤消的多与税收有关，而增设机构中，只有一个河泊所。大量的税课局、河泊所等机构的撤销，无疑会减轻人民的负担，有利于经济发展。明人朱鹭说：“（建文）四年之间，今日省州，明日省县；今日并卫，明日并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勋阶；宫门殿门名题日新，虽以干戈倥偬日不暇给而曾不少休，一何扰也！”“是正学（方孝孺）之过也。然在后世，民残于多牧，禄糜于冗员，重以中官出使，道路绎骚，则汰官、省邑二事，固亦有足采者。未可谓建文时政，毕竟非也” 。话虽不甚到家，却是有道理的。
建文帝所推行的种种措施，我们不妨称之为建文新政。这新政是以其政治理想为指导的。
建文帝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所好读书及古典文章” 。即位以后，他锐意文治，“日与方孝儒辈论周官法度” ，一心恢复二帝三王之治。虽然历代最高统治者都喜欢用此标榜自己，但建文帝是个天真的政治家，其言不似出于权术和欺骗。这可能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由于史籍残缺，我们不妨从他的主要谋臣方孝孺的言论中考察一下他的思想。
方孝儒同样是个天真的政治家。他甚至要在明朝恢复井田制。其目的在于“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通力趋事，相救相恤”。他认为“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二者皆乱之本也”，“使陈涉、韩信有一■之宅，一区之田，不仰于人，则且终身为南亩之民，何暇反乎”。 他行仁义，复井田，企图避免贫富分化，消除祸乱之本，以达长治久安。显然这些主张在君主社会内是无法实现的。
明朝已是君主社会后期。洪武三十余年，经济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