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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多数人认为的就是真理了吗？这是科学的吗？这正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近年有一个电影叫《来了》，是一位北大毕业生导演的，讲一个有精神病的舞蹈家，挺有意思的。艺术家、思想家多多少少在一般人看来是不正常的，是“有病”的。周围的人都要强行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父母子女都不能理解他，太太要跟他离婚。理由是：他不正常，不正常就是有病，有病就会对我们造成危害。我们知道，许多国家、民族都把跟大家不一样的人叫做狂人，把精神病院变成一个变相的监狱。比如：前苏联政治斗争非常激烈。有很多领导人在斗争中失败之后就被送到精神病医院了，说他患了精神病。
还有监禁。福柯研究了监狱的问题，监狱的模式，监狱的结构。最后，福柯发现：医院和监狱非常相近，医院其实就是监狱，监狱也就是医院。因为监狱也号称治病救人，是救人的。监狱领导肩负的一个任务叫“帮助犯人转弯子”，不就是治病吗？不就是认为这个犯人是有病的人吗？我要给你转弯子：你为什么要吸毒啊，为什么喜欢偷女人内衣啊，你为什么老是去泡网吧呀，你心理不正常。
2、知识是一种权力
还有什么是知识？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很崇尚“知识”的社会。但是福柯解构了知识的来源：知识是怎么来的？我们所认识的“知识”是一堆什么东西？知识是怎样被建立起来的？我说你这“知识”是从哪里来的？要反思：知识是谁给你的？给你知识的这个人他有什么利益？要分析执掌媒体的人，他和文革有什么关系？任何一个东西都需要去分析，分析信息的来源，分析知识的组成。小时候学过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今天，知识其实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在很多情况下实际是一种暴力。现代社会以传播知识的形式在传播权力的触角。
比如说，我们这种讲座的形式，其实仍然是一种权力的模式。古代孔夫子讲课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孔夫子跟学生席地而坐，讲累了，到河边游泳，然后上来继续讲，大家随便坐。这就是古代的大学。从一百多年前开始，我们引入了西方的这种上课模式，大家一排排坐好。实际上是被统治的模式，一个人在前面，用一块黑板突出他的地位，然后他在上面讲这个讲那个。不管怎么样抵触他，你必然受他一定的影响。这就是一种权力。
还有我们看戏看电影的方式全部改变了。我们中国传统的戏园子是大家一个桌子一个桌子围在那里嗑瓜子喝茶，演员你唱你的，我爱听不听。后来，我们变成了西方那样一排排坐好的模式，座位都编了号，不能乱坐，坐好了不许说话。电影一开始，啪，把灯一关，在一大黑屋子里老老实实地静静地看。这就是监控和塑造一个模式的国民的最好方法。从电影院里出来，大家都受着一样的潜移默化，一场一场……现代国民是这么被塑造出来的。所以，大家都有一样的意识形态。当我们说谁有病的时候，大家都赞同，说：对，他有病。“有病”就是这样被描绘出来的。大家看过曹禺先生的《雷雨》没有？《雷雨》中周朴园说他的妻子蘩漪有病。当然她其实没有病，她只不过是有一腔想反抗的怒火，她是一个受了五四影响的、要求个性解放的这样一个年青妇女。周朴园虽然也知道她没病，但是他就说她有病。当他说她有病之后，他就获得了处治她的合法性。所以有一场很精彩的戏是周朴园逼她喝药，而且还逼着大儿子周萍跪着求她喝药。说：给你的母亲跪下！那一场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很具有爆发性。
福柯在很大程度上指出了很多真理。比如说，病、病的名字都是被规定的。医生说得了什么病，他就患了什么病。也许明天他换个医院，大夫又说你其实得的不是那“病”，又变成另外一个“病”了。这个大夫说你是猩红热，使人急得要死，马上准备后事了，又来了一个大夫说其实不是猩红热，就是出疹子。医学把人分为健康人和病人。现在又出现了所谓亚健康人。值得思考的是：到底是科学上有了新发现还是社会的需要呢？其实，人还有原来的人；但是名目为什么会增加？名目增加之后改变了这个社会什么，给这个社会增加了什么？因为有了亚健康人的说法，所以我们在电视上就增加了无数针对“亚健康人”的广告。大多数人都被描绘成了亚健康人，说你需要补什么，你需要吃什么，于是就刺激了消费。所以说，医学又是商业。
根据福柯的观点，我们整个社会其实就是一所大医院。就看你怎么叙述，根据一定的叙述，我们都可以被当作病人。换一种叙述，我们就都是健康人。从这个角度看，文学工作者是干什么的？也是看病的。我们的工作也是看病。只不过不是直接看肉体上的“病”，我们也是研究“人”的，是看人的精神上的“病”。“病”这个词是从医学这儿剽窃来的，但使用的逻辑是一样的，我们研究人的“病”、作品的“病”、文化的“病”。谁有病，是由我们来决定的。为什么作家很讨厌批评家？人家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写了一篇小说，我们一看就说有这个病那个病，这儿写的不好那儿写的不好。北大的一个老师对我说：孔庆东，以后咱们是上不了天堂的，因为咱们平常太缺德了，老说人家有这个病那个病，人家的病都是咱们说出来的。人的病、人的性格的特点、标准、毛病都是由我们来制定的。
所以，我常在业内说：要对我们每个人的专业有反省，对自己的专业不可太相信。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真理在手。我们今天好多人都批评文革时候的红卫兵，红卫兵就以为真理在胸旗在手，就可以去审判别人。其实，今天有很多很多跟红卫兵的思维逻辑一样的人。他在用他所批判的红卫兵的逻辑去批判别人。比如，有的人要求文革过来的人都要忏悔，他认为从文革过来的人都不干净。我说，你这个想法不恰恰就是“红卫兵”吗？你凭什么让人家忏悔呀，就好像当年的红卫兵要求地主的儿子都忏悔是一样的呀，你犯的是和当年红卫兵一样的毛病呀。一个人认为民主就是好的，专制就是不好的。所以他就站在好的一面，批判他认为不好的一面。这个标准他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就那么理直气壮地我行我素。
可见，要超出学科之上，才能够看到这些问题。为什么毛泽东说他对医生又相信又不相信。因为他看透了。很多伟人、有很大成就的人对医学对科学基本上都是一个态度，就是孔子说的敬而远之，又相信又不相信，有用的时候就信一信，没用的时候就不大信。我们不要以为他们不懂科学，水平不如我们，不可能的，他们是那个时代接受了最先进知识的人。比如说毛泽东，他经常不刷牙。保健医生说：毛主席，您有虫牙，得刷牙啊，别人都刷您怎么不刷呢？每天光嚼茶叶也不行呀。毛泽东就说：你什么时候看见过老虎刷牙？有人引用这个材料，认为毛泽东很“土”，说他不懂科学知识。其实是他不懂毛泽东这句话。毛泽东是那种不懂科学知识的人吗？这句话里有一种对科学的挑战，这个医生不能回答主席老虎为什么不刷牙。是不是因为老虎没有手不能刷？不是的。主席提出的是一个社会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什么是最好的保健方式？老虎一辈子不刷牙为什么没有虫牙？
科学不是天然的真理，科学与非科学一样只不过是通往真理的一个桥。在没有科学这个词出现的年代里，我们人类已经生存了几十万年了，一样能获得真理。而那个时候获得的真理，我们今天仍然没有超越。不要以为人类社会是越来越进步，受简单机械的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以为社会是越来越好。根据哲学家雅思贝尔斯的观点：人类文化有一个“轴心时代”，这个轴心时代就是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人类最基本的文明智慧都已经产生了。在东方，以孔子老子为代表，在印度，以乔达摩悉达多为代表，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人类文明发展到那个时代达到了一个高峰，人类的全部精华基本上都产生了，此后的人类就是消费这些文明，消费他们的智慧，我们今天仍然笼罩在他们的光环里。
今天，有那么多人写书，有那么多人去思考去探索，当你看着眼前桌子上写的文章的时候，你有一种成就，但回过头来看，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走出他们的阴影，我们还在吃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