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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单靠军事就可以取得成功的，在这几年的时间内我们要憋足内劲，下次再和日军的交锋不会再让他们占到任何的便宜。
战争过后留下的是无尽的悲伤，我们回到黑龙江却受到了出呼我们意料的大规模的欢迎，全城的人都走上街头欢迎自己的军队回归。我心里一热，这就是我们全力呵护的老百姓，他们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我们为死去的战友举行了隆重的仪式，要求团以上的军事主官分别亲自到阵亡的战士家里去慰问，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各方面的问题，落实我们对烈士家属的各种政策。我在家静心思考了我们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必须扩大我们势力范围尽可能多的增加人口，应付我们的军事和建设发展需要。仔细回想起来从我入主黑龙江以来，对民众的生活虽然有所改善，却连连的战争让他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老百姓对我们的支持必须给他们以实质的回报，不能以凭空的口号去让他们拼命，我们的必须让他们在短时间内过上好的生活，让老百姓对我们的未来抱有希望，在今后我们真正的战斗中可以坚持住自己的信念和梦想。
在我们和日本人的战斗中暴露了许多的问题，指挥官已经习惯了正规的战法，习惯直接执行命令但是很多地方不够变通，相反中高级的指挥员灵活比较突出，看来对他们的训练远远不够。原来部队中一直存在练一支人少的精兵和保持比较大的常规军的讨论，现在大家都闭上了嘴巴，面对成千上万的敌人和上千架飞机和无数火炮的轰炸，不管你有多么精锐，最后还是要被淹没在人海里。精兵是要练，他们在大规模的战斗中也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小规模的冲突更是如鱼得水。常规部队训练和后备部队也要抓紧，这次攻坚战中就是那些老兵在起作用，新兵派了上去就大批是伤亡，如果就这样的训练他们上战场只能是当炮灰，这样绝对有违我们成立后备部队的初衷。
本来我们对飞机认识不清楚，虽然知道飞机在战争中的作用也向外购买了大批的飞机，但是没有想到大规模的飞机会有如此大的效果。我们进攻长春这种大规模的攻坚战都没有损失多少人，面对他们飞机长达数月的轰炸让我们损失惨重，虽然后来我们尽量想尽了方法让这种损失减低了不少，日军飞机对我们的威胁是不言的。我们大批的补给、车辆、人员被他们摧毁，在日军增援后就是这些飞机打得我们抬不起头，我们的火炮优势体现不出来。我们的炮兵一开火阵地马上就被他们轰炸，进攻的时候装甲和坦克损失非常大，是他们为日军站稳脚和我们僵持这么久。我们在战争中研究了许多对付他们的方法，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是那只是被动挨打，始终不能给我们进攻以实际支持，只能勉强防守而已。这促使我下定决心要建立一支庞大的航空部队，不仅可以支援我们的战斗还可以给他们以实质性的打击，这样更加符合我们机械化的作战思想，给机动的机械化部队随时以准确及时的火力支援，甚至在以后我们可以轰炸他们本土。
我在向大家说出我们扩大空军的想法后，在见识日军那庞大威力十足的轰炸编队后，都认识到我们的航空部队必须强大起来。不仅仅要靠买飞机更要自己造飞机才行，飞行员要大量的培养起来，空战中飞机和飞行员的消耗非常大，必须做好一切后备的准备工作，宁可人等飞机不可飞机等人，现在的航校必须扩大起来。要想尽一切办法邀请所有可以邀请回的航空方面的华人华侨以及中国航空界的科技人员和外国航空专家。
我看着王助的简历，有些兴奋，这是史密斯的好友韦斯特维尔德专门写信介绍给我。他在1908年8月奉派赴英国学习。他和巴玉藻、王孝丰、曾治经等九人由清廷筹办海军大臣载洵、萨镇冰在出洋考察时带往英国。1910年先入阿姆斯特朗海军大学就读，又进维克斯工厂实习。他们后来又进入德兰姆大学学习机械工程，1915年毕业后留在英国监造中国国订购的“应瑞”与“肇和”两艘军舰。因欧战战火蔓延，王助和巴玉藻等四人奉命转赴美国深造。到美国后，先学习飞行技术，进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在课程十分繁重的条件下，王助与巴玉藻仍主动去寇蒂斯和通用等飞机工厂实习，而且非常认真，从设计、制造到钳工、锻工等技艺无不刻苦锻炼。1916年6月成为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第二期毕业生，王助、巴玉藻、王孝丰三人均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韦斯特维尔德曾经和好友威廉·波音研制了一架飞机B·W—Ⅰ型，但是飞机在起飞的时候有些故障所以美国军方不愿意定货。在1917年韦斯特维尔德参加一战后威廉·波音把公司改为波音公司，韦斯特维尔德是王助的同班同学，所以在走后推荐王助成为波音的第一任总工程师。经过多次改进，王助设计出一架双浮筒双翼的Ｂ＆Ｗ—Ｃ型水上飞机，成功地通过了试飞。该机作为波音公司制造成功的第一架飞机和开辟美国第一条航空邮政试验航线的飞机而载入史册。美国海军部认为这种飞机兼具巡逻艇和教练机的双重功能，一次就订购了５０架，新成立的波音公司从此开始站稳了脚跟，并逐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制造公司。
王助和巴玉藻的实践经历和成就，使他们得以路身于美国航空界先驱者的行列。王助本来可以在波音公司继续工作，干出一番大事业，但他很快离开了。起因是“Ｂ＆Ｗ—Ｃ”型水上飞机试飞时，由于美国军方的种族偏见，不让他进入试验现场，他因此愤而辞职。他和巴玉藻等这批有才华的青年早已立志回国建厂，要为自己的祖国设计和制造飞机，于1917年冬毅然回国。王助他们是我国最早的一批留学归国的高级航空工程技术人员。
我看完了后拿起让我们的情报人员收集的王助回国的情报，1918年王助向海军部申请建立小型飞机场的建议得到批准，在福建马尾海军船政局内，创办了我国首家正规的飞机制造厂——海军飞机工程处，后改称为海军制造飞机处。任命巴玉藻为主任，王助、王孝丰、曾治经为副主任，并批准了开办费５万元。由于当局者对制造飞机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且购买外国飞机还可以取得回扣，因此制造飞机的计划和经费极难批准，原批准的开办费始终未曾拨下。在这种条件下，飞机制造根本无法按计划进行。王助等人利用原有造船的机器设备，集中优秀技工，进行专业培训；筛选国产材料，测试物理性能；吸收欧美技术，改革创新；殚思竭虑，闯过道道难关，终于1919年8月为中国海军设计制造成功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１号”初级教练机。试飞时因操纵不当，飞机失速侧滑坠水，人存机毁。飞机工程处第二年又制造出同型飞机一架，顺利通过了试飞。以后每年设计新机１~２架，从1918—1930年的12年间，海军飞机工程处陆续设计制造出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飞机15架，并培养出我国第一代航空工程技术人才，使马尾成为中国航空工业的摇篮。由于飞机工程处重视质量和人才培训，飞机的制造水平不断提高，性能并不低于同时代欧美各国的产品。例如，1928年7月制成的“海鹰”和“海雕”号水上鱼雷轰炸机，总重2500千克，最大时速180千米，最大飞行高度3800米，爬升率为161米／分，装有机枪机炮，携带炸弹８枚后还能带鱼雷。1930年制成的“江鸿”号飞机，曾由福建马尾飞至汉口，经受了长途飞行的考验，显示了我国当时较高的飞机制造水平。
王助后来升任后又调入军政部航空署任上校参事，这是当时航空署最高的技术级别。在去年和美国合资建杭州飞机制造厂第一监理，为中方最高负责人。情报最后显示飞机厂以维修为主和极少量的生产和研究任务。王助为人严峻，基本不参与政治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代表，但是对政府的黑暗腐败有些无奈，政府经常克扣研究经费，对他们提出的量产飞机均被拒绝，原因并不是中国的飞机不好而是从外国购买飞机可以吃到不少回扣。而好友巴玉藻1928奉命赴柏林参加国际航空展览会，并考察德、法、英、比各国航空事业。1929年初，经日本回国。巴玉藻返回马尾不久，突患脑疾，6月不治而卒，终年不满37岁。风华正茂，赍志以终，令人痛惜。经名医诊断为脑中毒，疑遭外人暗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