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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得保住中国的和平大环境，而毛泽东挣来的和平大环境正在遭受日本“台独二鬼子”的严重威胁。所以想致富先得解决“台独二鬼子”制造的台海危机。而如果战争可能避免，那只有靠毛泽东的学说才可以避免；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更要靠毛泽东思想才可以制胜。所以说中国人靠毛泽东才能富起来，也只有靠毛泽东才能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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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看中日关系兼论浙大事件
转自联合早报
一、谁在仇恨日本？
我奶奶，一位八十多岁故去的家庭妇女，是“著名学者”邱震海博士和“著名的政论家”马立诚先生口中所谓的“狂热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份子。从我记事开始，她就给我们讲述当身处沦陷区时，碰到日本兵就必须下跪的屈辱；讲述她如何在武汉租界与沦陷区的交接处，亲眼目睹日本兵用刀挑了小孩，耀武扬威冲着租界里避难的中国人狂笑；讲述她和爷爷扶老携幼，硬是靠着双腿，从炮火连天的湖北走到四川；讲述在重庆每一次大轰炸后满街的残垣断壁、断腿残肢……她大字不识，谈不上有什么历史知识，更压根不懂什么国际关系，假使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她可能终其一生踏不出老家方圆十公里，没办法向象邱震海博士或者马立诚先生那样具备全球战略眼光，“理性”地“向前看”，抛开过去的种种记忆，所以她给我的遗训，是“永远不要忘记日本狗东西”。但有意思的是，从小接受这样“洗脑”的我，并没有打算“阔”起来后拿颗原子弹炸掉东京；甚至旅游时碰上日本“鬼子”遇到难题，我还很热情地伸了一把手——因为奶奶每次历数完日本人的种种残暴后，从来没有要我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血债血偿，她忆苦以后紧接着的教导，一成不变地是要我“好好读书”，“国家要强大，才不会受欺负”；而进了学校后上历史课，讲到抗日战争，老师告诉我们“中日一衣带水，是友好邻邦”，“要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普通老百姓分开”，“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了深重的灾难”……
遵照奶奶的遗训，我努力地牢记她和教科书讲述的这些东西，并且“充满悲情”地不放过每一个机会努力宣扬——我自认是个缺点太多的人，不过从来自豪的是自己最起码是一名爱国者，虽然在这样一个“岳飞已经不是民族英雄”的年代，这样做似乎“不合时宜”。
现在，抗战的硝烟过去了五十多年，我们不少同胞争着在日本人在中国开设的工厂里工作，虽然他们中不少人的长辈就死于抗日战争；我们的商场里摆着琳琅满目的日产电器，销路一直不错；街上流行的是“哈日”的风尚；我有位好友喜欢唱日本歌；而我自己喜欢上打排球，则源于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
然而，突然有一天，邱震海博士马立诚先生说我是“不理性”的“极端民族主义份子”了——因为我在日本警察跑到中国领土钓鱼岛把中国公民抓到日本后，在支持“禁止京沪高速铁路采用日本轮轨技术”的决议上签了名；因为我在日本首相公然宣布参拜靖国神社后，理所当然地在亚洲杯所有有日本队参赛的球场上，对日本吹出响亮的嘘声，尤其是重庆，这个在抗战时期饱受日本飞机狂轰乱炸的地方……但我并不同意邱震海博士马立诚先生给我戴的大帽子，我不认为我有什么“仇恨”，事实上我理性得可敬：因为我们在付出巨大代价赢得抗战胜利后，并没有象苏联占据北方四岛那样惩罚性占据硫球群岛——即使硫球直到清朝都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我们甚至还放弃了国家赔偿，因为我们认为如果在日本战败的情况下再要求赔偿，日本可能会重复德国一战失败后、因承担不住巨额赔偿而导致纳粹兴起的历史；我们没有追杀拿中国人做实验品的731部队成员，让他们无处藏身，这些双手染满鲜血的人，个个得以寿终正寝，至死少有成员反省原先的罪行；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甚至接待过曾被定为战犯的日本首相……理性的中国人，最终把中国遭受侵略的责任归咎到自己本身，我们的先辈我们的教科书教育我们：牢记抗战历史，是为了提醒我们，落后必然挨打，这是从我奶奶这样的家庭妇女直到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国家领导人最基本的共识——这样的民族会产生仇恨？这样的民族怎么可能有产生仇恨的土壤？
以色列由国家派出特工全球追杀纳粹漏网之鱼，至今没有停手，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说他们是“极端民族主义份子”，反而认为这是伸张正义；中国老百姓对着不断为侵略战争翻案、不断制造借口侵占我国领土钓鱼岛、暗地里支持台独的日本发出嘘声，怎么就叫做仇恨日本人了呢？怎么就狭隘而不理性了呢？这么多在中国跑来跑去的日本人，有谁被“极端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打了吗？
邱震海马立诚们却煞有介事地开始论证起什么“中国国内近年的民族主义情绪，由于其非理性的特点，再加上中国经济崛起的大背景，在日本国内引起的不但是情绪化的反弹，而且阻碍了日本社会健康、理性力量的成长，客观上对于中日关系和中国长远形象造成损害”，提什么“对日新思维”来了。
二、“仇恨”背后的阴谋
“对日新思维”的荒谬，网上已有不少犀利、深刻的批判，在这里没有重复的必要。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什么新思维，而在于只要一开始辩论这种所谓的“新思维”，无论论辩双方抱持何种观点，首先必须承认一个大前提，即“中国民间仇日情绪太强”，能够争论的，无非是这种强烈是否合理、以及谁应为造成这种局面负责而已，其结果实际是把中国老百姓对于日本倒向军国主义道路的合理反应由正常变为不正常，并且随着辩论激烈程度的增加，愈加聚焦其上，人为制造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状态。这就象美国人不断指责中国卖武器给巴基斯坦，而中国给出各种证据拼命辩解这是子虚乌有——美国的重点其实不在于中国有没有卖武器给巴基斯坦，而是要给人一种印象，即中国卖武器给巴基斯坦是不合法的，事实上，只要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我卖武器给谁你美国管得着吗？你美国不照样不管“八一七公报”，卖武器给台湾吗？
由此可见，真正“仇恨”日本的是谁呢？其实是邱震海马立诚们。他们不断忧心忡忡地要中国老百姓冷静再冷静，看来似乎在为中国和平崛起出谋划策，客观上要求中国老百姓“顾全大局”、对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不做反应；客观上煽起的是日本普通人对中国的危机感，客观上是不断在为“中国威胁论”加油添柴，客观上为日本修改”日美安保条约“、推出“有事法案”等等造成良好的国际国内舆论环境——日本为什么必须扩军备战，理由很充足，因为中国越来越强大，而中国人恨我们，一旦中共迫于民意找我们麻烦，谁管得住呀？我们怕呀！——请注意，这时一向认定中共专制的日本传媒，倒是夸起中共“从民意如流”了。
其实对比一下韩国，上述问题不证自明：即使都跟着同一个老大美国，而且在韩战时期，日本作为联合国军的大后方，功不可没（对韩国而言），韩国却一直禁止日本影视作品在韩国的播放，直到几年前才开禁；从电视上，我们看到韩国青年为抗议日本否认过去的战争罪行，愤而切掉了自己的手指；从网络上，我们得知当韩国与日本就独岛有争议时，韩国干脆开了军舰，占岛了事；最新的消息是，韩国总理宣布，要把日据时期的附日人员统统登记造册……按照邱震海马立诚们的“理性”标准，韩国人是“非常仇恨”日本的；而按照邱震海马立诚们的理论，这必然成为“韩国方面影响韩日关系的主要因素，而且也折射出韩国和平崛起过程中，在民族精神世界中的一些隐忧”……
论“过激”，中国人实在和韩国提鞋都比不上，可是日本人从不曾放屁说过什么“韩国威胁论”，“非理性”的韩国照样稳稳当当地和平崛起。
所以，“中国仇日”甚嚣尘上，不过是日本借着某些中国白痴学者的言论，为自己扩军备战所找的遮羞布而已。
而这种“中国仇日论”顺水推舟、顺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