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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胖子用眼睛向四周打量了一下，又看看上面打开的天窗。
“这句话是要由我来问你们才对！”他尖声叫喊说，“你们这帮贼！贼探子！我可捉住你们了，是不是？你们掉进我的掌心里来了，我要让你们够受的！”他转过身去，咯噔咯噔地尽快跑下楼去。
“他是去找那只狗来的！”亨特小姐大声说。
“我有左轮枪！”我说。
“最好把门关上，”福尔摩斯说，于是我们一起向楼下冲去。我们还没到达大厅，便听见猎犬的狂吠声，然后是一阵凄厉的尖叫和令人可怖的猎犬撕咬人的声音，使人听了为之毛骨悚然。一个红脸蛋、上了年纪的人挥舞着胳膊跌跌撞撞地从边门走了出来。
“我的天，”他大声喊着，“什么人把狗放出来了。它已经两天没喂过食啦，快，快，要不就来不及了！”
福尔摩斯和我急忙飞奔出去转过房角，托勒紧紧跟在我们后面。只见那边一只庞大的饿慌了的畜牲，一张黑嘴紧紧咬着鲁卡斯尔先生的喉咙，而他正在地上打着滚悲惨地号叫着，我跑上去就是一枪，把它的脑袋打开了花。它倒了下来，锋利的白牙仍然嵌在他那肥大的满是褶皱的颈部。我们用了好大力气才把人和狗两相分开，然后将他抬到房子里。人虽然还活着，然而已是非常可怕地血肉模糊了。我们把他放在客厅的沙发上，并差遣吓醒了的托勒送信去通知他的太太。我尽我所能做到的来减轻他的痛苦，我们都围着他聚集在一起，这时，房门开处，一位瘦高个的女人走了进来。
“托勒太太！”亨特小姐喊道。
“是的，小姐，鲁卡斯尔先生回来后先把我放了出来，然后才上去找你们。啊，小姐，可惜你不曾让我知道你的打算。因为我本来可以告诉你，省得你费那么大的劲。”
“哈！”福尔摩斯敏锐地注视着她说，“显然，托勒太太对这件事的情况知道得比任何人都多。”
“是的，先生，我确实知道。我现在正准备把我所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们。”
“那么，请坐下来，让我们听听看。因为我必须承认这桩事情里面还有几点我仍然不太明白。”
“我就会对你们讲明白的，”她说，“我早就可以这样做，要是我能早点从地窖里出来的话。如果这件事要闹到违警罪法庭上去，你要记住我是作为朋友站在你们一边的。我也是艾丽丝小姐的朋友。
“她在家里从来就不愉快，自从她的父亲再娶时期，艾丽丝小姐就一直郁郁不乐，她在家里受到怠慢，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发言权。但是她在朋友家里碰到福勒先生之前，她的情况确实还不算很坏。根据我所听到的，根据遗嘱，艾丽丝小姐有她自己的权利，但是她是如此安静和忍让，从来不曾讲过一句关于这权利的话，而将一切都交给鲁卡斯尔先生处理。他知道和她在一块可以很放心，但是一旦一个丈夫要挤进来的时候，那他一定会要求在法律范围内应该给他的东西。于是她的父亲认为是该制止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了。他要他女儿签署一个字据，声明不管她结婚与否，他都可以用她的钱。由于她不愿意签，他一直闹到她得了脑炎，六个星期濒临于死亡的边缘。最后她逐渐康复，但是已经骨瘦如柴，并且把美丽的头发也剪掉了；但是这些都不能使她的年轻的男朋友变心！他对她仍然十二分的忠诚。”
“啊，”福尔摩斯说，“我想你好意地告诉我们的这些情况使得我们对这件事情已经一清二楚，至于其余的我就可以推断得出了：鲁卡斯尔先生因而，我敢断言，就采取了监禁的办法？”
“是的，先生。”
“专门把亨特小姐从伦敦请来以便摆脱福勒先生不愉快的纠缠？”
“正是这样，先生。”
“可是福勒先生是一位坚持不懈的人，就象一名好水兵必须做的那样，他封锁了这所房子。后来遇见了你以后，通过用金钱或其它方式说服了你，使你相信你和他的利益是一致的。”
托勒太太安祥地说，“福勒先生是一位说话和蔼、手头慷慨的先生。”
“通过这个手段，他设法让你的好男人不缺酒喝，让你当主人一出门就把一架扶梯准备好。”
“你说得对，先生，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应当向你道谢，托勒太太，”福尔摩斯说，“因为你无疑把一切使我们伤脑筋的事都澄清了。现在村里的那位外科医生和鲁卡斯尔夫人就要来了，我认为，华生，我们最好是护送亨特小姐回温切斯特去，因为我似乎感觉到我们在这里的合法地位很成问题。”
于是门前有铜出毛榉的那所不吉祥房子的谜解开了。鲁卡斯尔先生总算幸免于死，然而已是一个精神颓丧的人了，只是由于他那忠心耿耿的妻子的护理，他才能苟延残喘。他们的老佣人们还和他们住在一起。大概他们知道鲁卡斯尔这家人过去的事太多了，以致鲁卡斯尔先生很难辞退他们。福勒先生和鲁卡斯尔小姐就在他们出走后的第二天在南安普敦申请到特许证书结了婚。福勒先生现在毛里求斯岛担任政府职务。至于维奥莱特·亨特小姐，我的朋友福尔摩斯使我感到有点失望。由于她不再是他问题中的一位中心人物，他就不再对她表示有进一步的兴趣了。她目前是沃尔索尔地区一家私立学校的校长。我相信她在教育工作上是很有成绩的。
归来记
诺伍德的建筑师
“在刑事专家看来，”福尔摩斯先生说，“自从莫里亚蒂教授死了以后，伦敦变成了一座十分乏味的城市。”
“我不认为会有很多正派的市民同意你的看法，”我回答说。
“对，对，我不应该自私，”他笑着说，一面把他的椅子从餐桌旁挪开，“当然这对社会有好处，除了可怜的专家无事可做以外，谁也没受损失。在那个家伙还活动的时候，你可以在每天的早报上看出大量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且，华生，常常只是一点极小的线索，一个最模糊的迹象，就足以告诉我这个恶毒的匪首在什么地方；如同蛛网的边缘稍有颤动，就使你想到潜伏在网中央的那只可恶的蜘蛛。对掌握线索的人来说，一切小的盗窃行为、任意的暴行、意图不明的逞凶，都可以连成一个整体。对一个研究上层黑社会的学者来说，欧洲别的首都没有具备过象伦敦当时所具有的那些有利条件。可是，现在……”他耸了耸肩，很幽默地表示对他自己花了不少气力造成的现状不满。
我现在谈到的那个时候，福尔摩斯回国已经几个月了。我依着他的请求，出让了我的诊所，搬回贝克街我们合住过的旧寓所。有个姓弗纳的年轻医生买了我在肯辛顿开的小诊所，他半点也没犹豫就照我冒昧提出的最高价付了钱，使我感到奇怪。几年以后，我发现弗纳是福尔摩斯的远亲，钱实际上是他筹措的，这才明白过来。
在我们合作的那几个月里，日子过得并不象他所说的那样平淡无奇。因为我大致翻看了一下我的笔记，就找出了在这个时启发生的前穆里罗总统文件案和荷兰轮船“弗里斯兰”号的惊人事件，后者差点使我们两人丧失性命。不过他那种冷静、自重的性格，一向不喜欢任何形式的公开赞扬。他以最严格的规定来约束我不再说一句有关他本人、他的方法或是他的成功的话。我已经解释过了，这项禁令只是到现在才被撤消。
发完那一通古怪的议论之后，福尔摩斯先生往椅子背上一靠，悠闲地打开当天的早报，这时一阵吓人的门铃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紧跟着一阵咚咚的敲门声，象是什么人在用拳头捶打大门。门开了，我听见有人冲进过道和上楼梯的急促的脚步声。没过一会儿，一个脸色苍白、头发散乱的年轻人，发狂似地闯进屋来。他两眼充满了激愤，全身都在颤抖。他来回看了看我们两个。在我们疑问目光的注视下，他感到有必要为他这样无礼地闯进来表示一下歉意。
“对不起，福尔摩斯先生，”他大声说，“您不要责怪我，我几乎要疯了。福尔摩斯先生，我就是那个倒霉的约翰·赫克托·麦克法兰。”
他作了这样的自我介绍，似乎只要一提他的姓名，就可以解释他的访问和访问的方式；但是从我同伴毫无反应的脸上，我能看出这个姓名对他和我都一样不说明什么。
“抽支烟吧，麦克法兰先生，”他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