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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我们需要压住情感、多用理智的时候了。我们不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也不可固执己见、闭目不看。我们要平心静气，对于别人观察我们民族的论断。以冷静的头脑，作一番思索的工夫，也最好与我们目下的社会现象审慎地仔细对照一下，再判断别人见解的得失。我们自然不可让人随便有意地颠倒是非，但也不要讳疾护短。因为了解与承认自己的弱点，不是耻辱，惟有不努力从事民族的改造，不看清民族的出路，才真正是耻辱。
我们若能根据上述的态度来读明氏之《中国人的素质》，我们就能从这部书得到可以得到的好处，而不致陷于玉石俱焚或因噎废食的结果。我初次得读明氏的这部书，约远在二十五年以前。所读的不是英文原本，大约是日文译本，因为记得书名是《支那人之气质》。我也记得在那本书的许多页的空白处，有不少铅笔写的批评，其中大部分是别的读者在读时发生的反感，还恍惚地记得有“胡说”和“放他娘的……”等类的话。我那时是一个很幼稚的初中学生，读了译文，再读了种种怒发冲冠的批语，自然对于明氏的描写也就不大以为然。虽然没有在书中写下什么，但对于书中不少的地方不免要发作几声“岂有此理”！后来有不少的机会，得亲聆明氏的讲演。他的身体，在西洋人中间，要算是比较矮的，但精神却颇健旺。他那充满着力量的躯干，再加上他那天然有趣的面貌，一站在台上，就立刻引起听众的注意。在他讲演的时候，带些山东的口音，声调或高或低，或长或短，极变化之能事，且好引用古今格言、民间谚语，全身随时都是表情，往往双手同时以指作声，助其语势，可谓出口成章、娓娓动人，使听众永无倦容。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大演说家。及至与他接触谈话，则又发现他不但风趣横生，且极和蔼可亲、待人诚恳；总而言之，他是一个使人敬而爱之的长者。
十五年前，我在美国求学的时候才得细读《中国人的素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英文原本。对于书中不少的地方未能赞同，也有些地方使我不愉快。这一方面是因为我那时为祖国顾全体面的心正盛，至于究竟他说得对不对未加深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明氏的材料都从农村里得来，我虽是中国人，但对于祖国的农村社会就没有用心观察过。但因为我欣赏这部书的文体，我就买了一本带回国来。一回国就开始我的都市社会调查研究的工作，与民众接触的机会一天比一天多，遂渐感觉到此部书的意义。后来不久就转入农村，从事于实地调查的工作。我就把这部书和他的《中国农村生活》（Villaae Life in China）都带到乡间去。说也奇怪，因为农村开荒的工作过于紧张，我就好久把它们留在箱子里，没得闲空理会它们。直到过了足有几年的时间，才又忽然想起这部书来。及至再打开一读，就觉得此书的意义与从前大不相同了。明氏毕竟是过来人。他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现象，可谓观察精密、独具慧眼，而且他那描摹入微、写实逼肖的能力，岂但在西洋人中没有几个可以与他比拟的，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国人中间恐怕也是少如凤毛麟角吧。
我先顺便在这里把明氏的生平略提一下，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更能了解他的著作。明氏于1845年7月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二十二岁毕业于比罗耶特大学（BeloitCollege），二十六岁时与同学狄更生女士（Emma Dickinson）结婚，享伉俪生活五十五年之久。他于1872年来华，在天津为传教师，时年二十七岁。后来不久即到山东，从事传教与救灾等工作。自1880年后，他久居于恩县之庞家庄，从事于农村布道、医药、慈善、教育等事业，有二十五年之久。后来他在国际上得享盛名，大半由于他从山东这一带农村所得的经验里所发表的文章。最早发表的是《中国的格言与谚语》（The Proverbs and monSayings of the Chinese），登载于《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News）。《中国人的素质》出版于1892年，时年明氏四十七岁，来华后整二十年。《中国的农村生活》出版于1899年，时年五十四岁，来华后二十七年。他的著作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尤其是《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已译成法、德、日等国文字。义和团的运动是发源于山东的西部，明氏亲见其开始活动，亦曾警告北京政府，但未为当局所注意。1901年义和团之乱作，明氏被围困于北京使馆。次年根据其亲身的经验，发表《骚动中的中国》（China inConvulsion）一书。于 1906年返美，为教会募捐运动，在美国各处奔走讲演，大为人所欢迎。也就是在这一年，明恩溥氏为中国做了一件大事。
1906年3月6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c－sevelt）邀请明氏在白宫午宴。宴后明氏向总统建议美国可退还庚款予中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