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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大量的经历，以其无可辩驳的实例教导中国人：对现行制度进行具体而实际的改良，可不是闹着玩的。这种经历缓慢地培育了他们顽固的保守主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相信宿命论的民族，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事实。“四书五经”之中，有不少地方谈到了“天命”。人们也经常谈论“天意”。这种说法同我们谈论上帝非常相似。但是，在基本思想上有本质差别：对我们来说，“上帝”是一种存在，他的关爱和安排同地上的一切生灵都有明确的关系，这些生灵的一切都在他的考虑和安排之中；而对中国人来说，他们关于“天”的实际观念，是一种非人的集合，并且完全模糊，无论如何表达，这实际上还只是一种命运。“命好”与“命不好”，这些词语对中国人来说，与儿童故事书中“好精灵’与“坏精灵”意思差不多。凭借这些神力，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可以化解。
中国人的占卜、巫术和算命，其复杂的理论与实践，是各种力量进行一种直线式的作用和相互作用。数不清的中国人依靠这种普遍面实用的理论来谋生、尽管这种迷信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因地而异，但它在老百姓的内心世界里却是现实的，起作用的。听到一个不幸的中国男人或女人说“这是我的命”，这是再常见不过的了。这种信条的必然结果就是失望。如果失去希望的人，特别是中国人，在被赐予希望、得到拯救之时，就要劝他们耐心等待时来运转。也许中国人不像土耳其人那样至死不渝地相信宿命论，也许中国人的“命”与土耳其人的“命运”不一样；但是很显然，像中华民族这样笃信命运存在的民族，肯定不会愿意去与命运作激烈抗争，他们认为命运在本质上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用实例教人道理，这是希腊人的古老的说法。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就是他们的老师，而他们从中学到的课程全都具有保守的特点。但是，没有哪个国家是靠了解自己的历史来接受教育的，正如一个人如果只知道亲身经历的事，就不能号称什么都懂一样。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知识有致命的缺憾。我们所说的文艺复兴、16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改革运动、美洲大陆的发现、现代科学的诞生等等，这些世界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中国人一无所知。然而，由于这些重大事件的影响，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超过以往，人权的概念也慢慢地形成，但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却完全不为所动。
对于活在前朝观念的人们来说，改善人的生存环境，并不是一个活生生的课题。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理，能用来帮助一个国家的所有部门，但对这些人没有吸引力，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了解还不如我们十字军时代的祖先。即使了解，他们也不会关心。进步的第一动力，来自于亲眼目睹别人的优越条件。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没有见到过任何证据可以说明还有别的地方存在着更好的条件，因为他们对别的国家一无所知。另外，那些对其他国家略知一二的人，本来可以更多地去了解，然而保守主义的镣铐又禁锢了他们。在中国，除非大规模地行事，否则不可能有什么事情真正有利于人民大众，而那些有能力大干一场的人，却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干任何事情。这无法让民众感到满意，而任何不满稍有流露，便被有效地控制了。因此，从社会立场来看，中国人的知足是进步的对立面，知足阻碍着进步。
我们已经说过，中国人的经历使他们反对改善人们的现有条件。对于外国人而言，由于他们熟悉现今其他国家的经历，要减轻中国人的不幸遭际，迁移是一个简单明了而十分必要的法子。我们推想，中国人最易接受这个方法，有最大的成功保证。但是，对于这个缓兵之计，中国人肯定不会接受，理由是那样他们就会背井离乡、远离祖坟，而按儒教的理论，他们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一般说来，中国人都不愿意离乡背井去远方淘金，除非是被迫那样做。中国人的生活理想是：
钉在一块地上，好像一棵树；
吸水、开花、结果，枯萎了归于脚下的黄土。一般地说，没有一个中国人离开故土之后会不打算回去的。他总是希望衣锦还乡、寿终正寝，最后葬入祖坟。只要“渴望烂在子孙脚下”仍然是中国人命中注定的强烈情感，它就会一直阻碍中国人采用显而易见的方法，去有效地减轻痛苦。我们相信，要让中国人移居他乡以真正改善生活条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天命”要求他们如此这般。无意之中对境况的感知，会阻止他们把种种不满表达出来。
然而，我们迄今为止对中国人知足这个特殊能力的论述，由于西方没有相应的东西，因此，这种论述没有刨根究底。中国人生来知足，如同鱼因要游水而有双鳍，鸟因要飞翔而有双翼，似乎成了事实。中国人生来就有吃苦耐劳的能力、相安无事的能力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他们还生来就有无可比拟的耐性以及无与伦比的忍痛能力，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对病痛无能为力。中国人通常乐天达观，没有神经系统，却有像鸵鸟一样的消化能力。由于上述原因，也由于我们没有完全讲述的种种原因，他们不会白费力气用脑袋去撞石墙，因为石墙是不会让步的。对于大多数无能为力的事情，他们只是简单地去顺从，并且毫无怨言。中国人有句老话：治不了的病，只有硬挺。总之，中国人知道如何致富，如何实现自己的愿望，最重要的是，在任何境遇下都知道如何知足。
中国人的“常乐”，我们必须视为一种民族性格，与他们的知足密切相关。能够获得幸福，这本身就算喜出望外了。但与我们不同，他们总是情愿尽可能地自得其乐。过分挑剔并不是普通中国人的缺点。他们是模范的客人。在哪儿吃饭都行，吃什么都香。即便是那些许许多多缺衣少食的人，也都心境平和，在我们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中国人的好交际，几乎是足以说明他们“常乐”的性格，这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郁郁独处的普遍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人有一个主要的享乐方法，那就是找人聊天，找老朋友还是找完全陌生的人，这无关紧要。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欣赏，无疑极大地缓解了中国人的种种不幸遭际。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中国人爱好种植花草树木，来美化他们十分简陋的环境。有一句很难表达的话是这样说的：我们有的东西不多，但件件物尽其用。
也许我们说了许多对中国仆人不满的话，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经常对诸多的不便满不在乎，长时间地为众人做份外的事，不仅不抱怨，而且显然也没有意识到有什么可抱怨的。
当仆人的中国人，习惯于哀叹自己命苦，因而经常受到同伴的嘲笑，有时还成为笑柄和话柄。我们已经谈到过中国人不知疲倦的勤劳，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午夜之后还听得见他们在纺线的人，为省下微不足道的灯油钱，摸黑工作，却不叫苦。他们起早摸黑，如此辛劳却视为家常便饭。他们中有些人的活是最累人的，比如苦力、纤夫、独轮车夫，不仅从没听见他们抱怨世间苦乐不均，而且只要有机会休息，他们就欢天喜地地歇一会儿，还特别爱吃他们的粗茶淡饭。那些具有洞察力的旅行者，会经常注意到中国劳工的这个很有意思的特点。谢立山＇注＇先生在《华西三年》一书中谈到长江上游时说：“纤夫们也值得一提。除了乐师和潜水员之外，几乎所有身子灵巧的小伙子都愿意跳上江岸去拉纤，吃饭不超过一刻钟，从来都不发脾气。”立德先生＇注＇的《通过长江三峡》一书中也有相似的描述：“我们的五个纤夫，手脚全贴在凹凸不平的石头上，一寸一寸地拖着船。我不能不赞赏这些可怜的苦力的刚强和忍耐，拖两个月的船只赚两元钱，每天吃三顿糙米饭，再加上一点炒白菜，就靠这点营养，每天从黎明卖命到天黑。”
笔者认识一个受雇于外国人的车夫，他经常推沉重的车子，走一趟就是几个月。这些行程，需要每天早早地出发，一直走到很晚，翻山越岭，运送重物。一年季节好坏天气，他都是赤脚涉水，每到一个驿站，还得给主人准备食宿。所有这些艰辛劳作，只是为了极少的报酬，但他从无怨言，这样干了几年，他的主人证明他从来就没有发过一次脾气！凡是有类似经历的读者，不都可以讲出同样真实的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