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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伯察＇注＇先生的亲身经历即是这种风气的一个极好例子：“1851年，道光皇帝大丧那段时间，我们离京出行。一天，我们在一家小酒馆喝茶，边上有几位中国人，我们想随便讨论一下政治。我们谈到了皇上刚刚去世，这件重要的事情肯定会让人人感兴趣的。我们表示担心将由谁来继位，那时继位人选尚未公布。我们说：‘谁知道皇上的三个儿子中由谁来继位？如果是长子，他会沿用目前的政府体制吗？如果是幼子，他还太小，据说有两派对立的势力，他会依靠哪派呢？’我们简单地作了各种猜测，以便引出这些良民的看法。但他们根本没有在听我们的谈话。我们又一再循循诱导，想听听他们对继位或者其他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事情的看法。但是，对我们活跃的开头，他们只是用摇头作答，吞云吐雾，大饮其茶。这种冷漠开始让我们实在恼火了。一个有点身分的中国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像个家长似地把双手放在我们肩上，不无讽刺地笑着说：‘听着，朋友！干吗要去伤精费神想那些无聊的推测呢？这事归大臣管，他们拿着俸禄。让他们去拿俸禄吧。别让咱们白操那份心。咱们瞎琢磨政治，那才叫傻呢！’‘就是这个理儿。’其他人都这样叫道。然后，他们又指着我们说：‘你们的茶凉了，烟斗也空了。”’
我们还记得，1860年进攻北京时，英国军队装备有从山东人手里买来的骡子；天津和通州出于各自利益考虑，答应只要英国人和法国人不侵扰这两个城市，他们愿意提供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外国联军中大部分必不可少的苦力活，也是由中国香港雇来的苦力来完成的；这些苦力在被中国军队俘虏后送还给英军时，被剪去了辫子——不难看出，爱国主义和公共精神，如果中国有的话，其意义也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不同。
当人们站起来反抗统治者的压迫和苛捐杂税时，总会有一些有能力的人领头。在他们的领导下，人多势众，政府被迫妥协。但是，不管如何处置这些“愚民”，领头人总是不可避免地成为典型，为了实现正义，他们得掉脑袋。在这种情况下，甘冒风险，勇于献身；这是公共精神的最高典范。
每逢中国历史上的动乱岁月，尤其是快要改朝换代之时，忠诚果敢之士总是挺身而出、义无反顾。这样的人应该受到最高的褒扬。他们不仅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而且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中国人在具有公共精神的领袖带领下，完全可能激发出最英勇的行为。
中国人的素质
第十四章 因循守旧
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与别的民族的历史相比，中国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古代的圣人本身，谈起更古的“古人”，都是用极其尊敬的口吻。孔子也声称自己不是开创者，而是传播者。他的使命是把长期以来被忽视和误解的古人的知识收集起来。正是他的换而不舍才成就了这项伟大的事业，使他成为本民族崇敬的圣人。他联系古今，传道授业，当之无愧地成为圣人的代表。儒家的道德理论认为，有了明君，才会有良民。君是盘，民是水；盘是圆的，水就是圆的，盘是方的，水也就是方的。＇注＇由这个理论可以推断，明君统治时期，美德之花处处开放。有时，目不识丁的苦力都会告诉我们“尧舜”时期夜不闭户，因为没有小偷；在路上丢失了什么东西，第一个发现这件东西的人就会守在那里，直到有第二个人来，他才走开，这样一个替一个一直等到失主到来，完壁归赵。
有一个普遍的说法：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今不如昔。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不限于中国和中国人，全世界都是如此，只是中国人对此深信不疑的程度，则是其他民族“无与伦比”的。古代文献记载了古代的所有美德，现今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沿用承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文献备受推崇。正统的中国人看待“四书五经”；就好比虔诚的基督教徒看待希伯来语的《圣经》一样；它们都是被认为包含了过去的最高和最优秀的智慧，无论古今一样适用。一位优秀的儒学家不会相信“四书五经”还需要增补，好比一个优秀的基督徒无法相信《圣经》还需要修订一样。他们一致认为，事情已经够好了，再要让它更加完美，纯属无聊之举。
正如众多优秀的基督徒用《圣经》的文字去解释《圣经》作者心中从未有过的事物一样，儒学家也时常会发现“先圣”不仅是关于现代政府一切行为的权威，而且也是古代数学甚至现代科学的鼻祖。
古代的经典造就了中华民族，也造就了政府体制，不管这个政府体制具有什么别的性质，它的顽强执著却是不争的事实。自我保护是民族的首要原则，一如它是个人的首要原则一样。因此，一种统治方式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年代还完好如初，虽然这并非独一无二，但人们对它的敬仰之情与他们对“四书五经”的敬仰之情是十分相似的。哪位有点背景知识又在学习中国历史的学生，如果想弄清并解释中国政府发展至今的过程，那么，他的发现一定是十分奇妙的。我们有把握这样认为：他一定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别国经历过的内部革命，中国却没有经历。有个故事，说有人造一堵石墙，六英尺厚，四英尺高。人家问他为什么造这样一个怪东西，他说这是考虑到墙被吹倒之后反而会比过去更高！中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被吹倒，它是一个立方体，一旦翻倒，也只是换个面，其外表与内涵还都是一如既往。这一过程反复出现，教会中国人；政府演变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如同我们知道猫即使从高处摔下来，仍然能用脚走路一样。人们深信，设计者和建造者有着无与伦比的智慧。任何改进建议无异于十足的左道耶说。因此，古人无可争议的优势是建立在后人显而易见的劣势的坚实基础之上的。
明白了这些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人因循守旧的根基何在了。中国人与古罗马人一样，认为举止与道德是互通的概念，同出一源，本质相同。对于中国人来说，违反风俗习惯就是冒犯了禁区。我们不必因此就去对这些风俗习惯刨根问底了。中国的风俗习惯被一种本能果敢地保卫着，相似的本能则驱使着一头母熊保护幼熊。这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本能，它属于全人类。我们注意到一种普遍现象：干百万人准备为某种信仰而献身，但他们却不理解这种信仰，也不会按照这个信仰的具体信条去约束自己的生活。
中国的风俗习惯，如同中国的语言，我们不知道是用何种方式形成的。风俗习惯就像人类的言语，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但是，中国的风俗和语言的形成条件，各地不同，因此我们就看到了令人不解的风俗差异。这种差异由一句谚语道出。十里不同俗。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让人难懂的各地方言。风俗习惯和语言一旦固定下来，就像石膏一样，你能摔碎它，但不能改变它。至少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上任何理论都会有弹性去变通，任何风俗习惯都不是永远不变的，只要有一定的条件，就可以有所变化。
最能说明这个道理的例证，是清朝统治者在所有中国臣民推行一种全新的削发发型。这种明明确确的屈服标志，理所当然地遭到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拼死反对。但是，清廷人不辱使命，不改初衷，使之成为忠诚清廷的标志和尺度。我们目前看到的一切便是其结果。中国人如今骄傲于自己的辫子，胜于骄傲于自己的服饰。现在，只有广东和福建两省当地人还残存着对清廷的仇恨，他们用头巾来遮盖民族耻辱。
佛教引人中国，也是靠战争开道，多少人为此付出了性命；但是，一旦佛教完全扎根下来，就同中国当地的道教一样，难以替代。
中国的风俗习惯从起源至今一成不变。不难看出，原因在于人们一直假定既成事实是正确的。长期以来确立下来的习惯，是可怕的暴君。无以数计的人习惯于这种风俗习惯，从来不问其起源和原因。他的责任是遵守，于是也就只管遵守不问其他了。毫无疑问，这个帝国不同地方的人们，宗教信仰的程度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绝对肯定的，即“三大宗教”的仪式虽有千百万人奉行，但他们却缺乏对这些宗教的信仰，一如他们缺乏对埃及象形文字的了解一样。如果要问及某种特定宗教习俗的原由，下列两种回答是最普遍不过的了：一是认为这种与神沟通的全套方法是古人传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