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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帝国官方的解释，是“义和团法术虽大，然尚畏秽物，红灯照则一无所忌。”更重要的是，“红灯照者，皆选室女未嫁者为之”，即“十二三岁未通经之闺女”。这也就是说，未成年的女子，是干净的。
漫长的帝国历史上，罕见真正意义上的女人。正因为如此，漫长的帝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男人也少之又少。
《金銮琐记》为高树所撰，是一本奇书。全书有绝句130首，所咏多庚子年间事，并附有小注，饶有风趣。
其一则云：
八十高年徐太师，伧言俚语信偏痴。
谁言避炮猩红染，瞽说无根豫席之。
注云：一个算命的瞎子，字席之，对徐太师说，西什库之所以攻不下来，原因是洋主教樊国梁脑门上涂上了血，这不是一般的血，而是妇女的“猩红”，所以咱们的炮根本打不中他。徐太师“信之”。
再一则云：
学守程朱数十年，正容庄论坐经筵。
退朝演说阴门阵，四座生徒亦粲然。
注云：徐国相以讲授程朱理学闻名，还是大阿哥的师傅，但是退朝之后却召集翰林们大讲“阴门阵”。所谓“阴门阵”，也是那个算命的瞎子算出来的，说教堂里的洋人们“割教民妇阴，列阴门阵，以御枪炮”。
“徐太师”指的是帝国大学士徐桐。
大学士不是帝国的等闲职位，是宰相之一。
徐桐，帝国末年著名的理学家，汉族，光绪二十二年由翰林至体仁阁大学士，为帝国四宰相之一。80岁的年纪，加上学问大，被视为帝国学识最渊博的高级官员，他的存在几乎等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存在。徐桐受到慈禧太后格外的恩崇——“孝钦（慈禧）以耆臣硕望，每见恒改容礼之，大政必询焉，故晚尤骄横。”（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13页。可正是这样一位崇尚宋儒学说、每天给未来的皇帝上诗云子曰、面对翰林弟子们正容庄论地讲孔孟程朱的鹤颜皓首的学术权威，竟然把算命瞎子的胡言乱语当成了涉及帝国要事的真实，无法想像帝国的国学大师讲起“阴门阵”这等事来会是什么神情——已有近三百年历史的大清帝国离它的灭亡不远了。
中国人永恒的信念是：伦理道德的力量是这个世界上惟一真实可靠的力量。“一部《论语》治天下”，经济上可以穷，但是文化上的富有可以弥补一切。中国人就是靠这个顽强地活了几千年。但是，对待女人的态度不属于中国伦理道德范围之内的内容。因此，基本上都是读书人出身的帝国官员在大谈中国道德伦理的同时，娶小妾、嫖妓女也就都是合理的了。
关于帝国的大学士徐桐，正史野史记载颇多，其内容大多是他如何与洋人们势不两立：他绝不穿洋布制作的衣服，永远是一身中国绸缎或者中国土布；他收礼不收银圆，只收本土的松江银；他仇恨一切外国的东西，绝不使用进口的一切物品；他最不喜欢看见中国人戴西洋眼镜，看见了就骂；他有一个做官做到刑部侍郎的儿子叫徐承煜，究竟是两代人，儿子与他正相反，私宅里是全套的西洋家具，于是，他每次从儿子的门口过，都闭着眼睛捂着耳朵。有一天，他看见儿子居然当着他的面吸西洋雪茄烟，便大怒：“我在尔敢如是，我死，其胡服骑射作鬼奴矣！”“罚令跪暴烈日中，以儆其后。”
在外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徐桐自杀于他的那座没有大门的豪宅里。他的儿子没能来得及“胡服骑射”，洋人们就把这个崇拜洋人生活方式的帝国刑部侍郎“正法”了。
徐桐是慈禧废帝的最认真的支持者，其原由来自他的野心——他要入军机处。身为大学士而不入军机处，等于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宰相。
作为汉族大臣和大学士，入军机处的最可靠的途径，就是当皇帝的老师。当过同治皇帝老师的李鸿藻是军机大臣，当过光绪皇帝老师的翁同龢也当上了军机大臣。因此，当徐桐得知慈禧太后要把光绪皇帝废除而让载漪的儿子当皇帝时，本来和这件事没有什么关系的他，立即觉得实现梦想的机会来了。他马上和载漪拉上了关系，并且最终当上了载漪儿子的老师。但是，载漪的儿子还不是当今的皇帝，尽管慈禧太后有这个意思，可该死的洋人硬要蛮横干涉，如果载漪的儿子当不上皇帝，他当军机大臣的梦想就要落空。于是，在1900年帝国弥漫着血腥味的夏天里，80岁的徐桐如同吃了兴奋药，听说要灭洋的义和团农民们进城了，他亲自出城去迎接，说是“一举荡夷，实为数千年来第一快事”，“中国自此强矣！”（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13页。）心怀政治野心的大学士徐桐对义和团所做的一切都无条件地给予肯定。他的观点和态度毫无疑问地影响着社会舆论，甚至对慈禧的决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义和团在大栅栏放火，把正阳门都点着了，慈禧自然要“追究责任”，但是，徐桐对慈禧说，义民的“神火”之所以烧了正阳门，不是义和团的责任，而是“神”的旨意，这是“神”在“示罚光绪”。这个解释令慈禧听上去很受用，于是事情不了了之了。
然而，这个如此痛恨洋人的帝国最有学问的人，竟然连关于这个世界的基本常识都不具备。他对有人把美国翻译成“美利坚”十分恼火，说我们中国什么都是美的，美国还有什么可“美”的？我们中国什么事情都顺利，美国还有什么可“利”的？我们帝国军队的兵器无所不坚，美国还有什么可“坚”的吗？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帝国的大学士拒不承认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坚持认为那些“乱七八糟的国名”是英国人胡编出来吓唬人的：“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帝国所有的汉族官员，全部都是帝国最著名的大文豪，因为他们都是经过科举考试严格选拔出来的。在中国，“状元”等于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帝国政府对汉族行政官员的选拔，是一种公平的选拔，除了历史上有过极少数的舞弊之外，帝国之内的任何一个人，无论贫富，无论出身——除了个别的社会阶层，如女人、演员、妓女、理发匠等——都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并且都有机会因此而走上聚敛钱财和光宗耀祖的为官之路。因此，几乎每一个家庭，都会把让家里的男孩子读书作为头等大事。中华帝国是这个世界上少有的不开办学校的国家，但是，中华帝国却是这个世界上读书人最多的国家。虽然通过科举考试而登上高级官员阶层的读书人少之又少，但这丝毫没有减弱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刻苦读书的兴趣。在帝国的土地之上，到处可见人数惊人的“落第者”，他们几乎个个都满腹经纶。最初来到中国的洋人们，曾经对中国人的“学问”大为惊讶，他们无法想像表面上看上去麻木呆滞的中国乡间私塾先生和到处流浪的读书人，竟然“内心蕴藏着对大自然的极其丰富的想像力，蕴涵着诗人的独特气质〃”——你永远想像不到他们具有多么高的天赋和才智，他们好像拥有一种能够在大自然中发现美的特殊的天赋。“无论在帝国的什么角落，随便拉来一个帝国的读书人，他便能够迅速捕捉到大自然给予他们的可爱之处，并加以一番高雅、细腻的描写。”（《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著，朱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50页。）但是，帝国的读书人所读的书，全部都是中国先哲们的“经典”，包括哲学、道德说教和历史典故，他们从来不涉及自然、地理等任何一门自然科学知识。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