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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了，其中有的被烧死，有的被砍头。人在极度恐怖和毫无退路的情况下，会表现出精神的异常。教堂里的中国教民们几乎没有犹豫，男人们拿起教堂里存有的老式毛瑟枪趴在了窗口，他们决定和这座教堂，和这座教堂里的洋人们生死在一起。
没有里应外合的迹象。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义和团向西什库教堂的进攻开始了。
最先的“战术”是使用帝国农民们最拿手的火攻法。竹筒制作的“喷水筒”——似乎是一种人力压缩的装置——把煤油喷射到教堂的大门、窗户和院子里，然后射出带火种的箭以引燃大火。酷热的天气加上熊熊燃烧的火焰，西什库教堂顿时成为一个燃烧的地狱。男人、女人连同孩子，几乎所有有行动能力的人都拿起各种工具扑火，最有效的办法是用湿布把火焰按灭。大火刚刚有被扑灭的迹象，义和团新一轮的火攻又开始了。教堂里的人必须在火焰和烘烤中不停顿地奔跑，毒辣的太阳和身边的火焰使他们喉咙冒烟，但是，教堂里的水眼看就要枯竭了。
大火虽然没有把这座坚固的教堂烧塌，但是，教堂里的人听见了令他们魂飞魄散的铜锣声：义和团真正的进攻开始了。轰然一声巨响，教堂中了一发炮弹。这不是义和团农民们的土炮，因为从农民们的土炮炮膛里飞过来的不是真正的炮弹，而是些铁锅的碎片和砖瓦石头。这是只有帝国正规军队才拥有的真正的大炮，而且是从洋人们那里用帝国的银子买来的。这发炮弹准确地落在教堂上官兵阻击的位置，当场就有六个官兵被炸死。接着，大小不一的炮弹蝗虫般落下，把教堂灰色的高墙打得千疮百孔。在炮弹的爆炸和子弹的呼啸声中，义和团冲锋的吼声骤然响起：“杀——”这声音在酷热的气温中艰难地扩散着，听上去声波颤颤抖抖。从教堂的窗户和射击孔中望出去，沿着教堂大门外的大道，义和团们舞蹈着蜂拥而来。他们“均以大红粗布包头，正中掖藏着关帝神马，大红粗布兜肚，穿于汗衫之外，黄裹腿，红布腿带，手执大刀长矛，腰刀宝剑等，呼啸而来。”（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教堂里开始往外射击，职业军人的射击极其准确冷静，而那些从来没有拿过枪的外国神职人员和中国男性教民也开始射击了，他们的射击凌乱而慌张。冲在前边的义和团团员倒下了，冲锋的潮水骤然向后退去，瞬间没了踪影。片刻之后，又一轮冲锋开始了，重复出同样的程序：当几个年轻农民的身体轰然倒地后，向前拥动的人潮骤然退去。片刻之后，再一次。
“杀！”
“杀！”
即使夜晚降临，喊声依然此起彼伏，没有一刻间断。
包士杰辑《拳时北堂围困·王司铎日录》：至六点十分钟时，拳匪已聚了二三千人于西安门内，官兵皆在门外后随。此时拳匪之声有如翻江倒海一般，皆云，烧呀，杀呀，二毛子呀，你们的生日到咧。此时吾与林主教正在公门前往外观望，大堂上有数教士各执洋喇叭以报信息，任神甫携望远镜亦在堂上观望。既而大堂上喇叭一鸣，眼见一秃头僧人手持高香一束，来在西什库口外甬道上，向北堂一站，随后无数拳匪各执高香点燃，向北堂齐跪，叩头三次即起。满胡同之匪右手执刀，左手把香，即向北堂公门而来。此时洋兵十名把守公门，兵头即向林主教云，可开枪否，主教尚未回言，吾即云，快打吧，不可令其切近，就措手不及了。言犹未尽，兵头一叫号，吧啦啦一排枪，眼见皆打在拳匪身上，怎么一个也不倒。即结，而又一叫号，吧啦又一排枪，拳匪躺下一片。原来头次不倒之故，皆因前匪受伤，后匪拥挤不能倒。故耳立即又发第三排枪，又打倒十数人。后来者全然跑出口外去了。眼见拳匪死者三十余人，未死者受伤者趴的趴，滚的滚，皆奔命去了。（包士杰辑《拳时北堂围困·王司铎日录》，载《义和团史料》。）尽管如此，教堂在炮火的轰击下，还是逐渐显示出危机。
为了躲避炮弹、火焰以及坍塌下来的墙壁，妇女和儿童们惟一可做的就是不断地跑来跑去。一位外国女传教士成了她们的首领。这位女传教士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在烟火中十分醒目，在妇女孩子们的眼里，这是逃生的路标。女传教士的白帽子自始至终都没有摘下来过，“总是低低的，迅速穿过院子”，她的身后是一大群妇女和儿童，她们数十天内一刻不离地跟着她，在有限的空间里来回躲避。
最严重的不是死亡，而是饥饿。西什库教堂内所有可以吃的东西已全部吃尽，树叶和树皮都成了最珍贵的食品。教堂里的男人们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精神恍惚地活着。他们奔跑、躲藏和呐喊，不能休息，不能睡觉。神经的极度紧张、没有足够的食物和水、日益短缺的弹药以及不断在自己身边死亡的同伴以及妻儿日夜不停的哭喊和死亡，这一切都一齐折磨着他们疲惫的肉体和心灵，使他们两眼呆滞，行动迟缓，最后他们甚至在并没有被什么东西击中的情况下突然倒下来，死一样地一动不动了——这是真正的绝望。
教堂里也有永远不谈绝望的男人。一个中国教民豁出一死单独突围，企图把教堂里的情况向各国公使们报告并且请求救兵。但是，这个中国男人自从走了之后，教堂里的人就再也没听见过他的消息。后来才知道，他当晚就被义和团们抓住，现在脑袋挂在了城墙上。即便如此，在法国报纸关于北京西什库教堂被围之战的连续报道中，依旧记载有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十名副主教在一个意大利士官和四名法国水兵的带领下，偷偷地溜出教堂，“抢掠了义和团或者中国军队的大炮”，他们甚至“爬墙溜进了北京的一座兵工厂偷回来了炸药”。如果这个举动不是外国记者们的杜撰的话，就简直是奇迹了。在外国报纸的报道中，西什库教堂里惟一的那个军官，年轻的意大利海军中尉奥利维利，更是一个“英雄”般的人物，他一直站在被义和团或帝国军队炸开的墙洞上指挥射击，士兵们随着他的口令几乎“弹无虚发”。义和团的冲锋潮水退下之后，他立即组织人用砖石把墙洞堵塞起来。他是在最后的时刻死亡的：帝国的正规军队参与了进攻，连续两发炮弹在他的身边爆炸，他“长久地站立，指挥他的士兵作战”，“最后在两个传教士的臂中死去”。当时，左右的传教士和中国教民都哭了，这是1900年西什库教堂“被围困中惟一的一次痛哭”。（（法）贝野罗蒂《北京的末日》。见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在外国记者的笔下，西什库教堂的抵抗被严重地神奇化了。没有人真正得知在那六十多天里这座教堂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惟一可以肯定的是，既然是“战斗”，那么除了义和团方面的“牺牲”之外，教堂里也同样有死亡发生。关于这座教堂里死亡的文字记载，依旧来自洋人们的有关“报告”。事后，各国公使为了寻找“惩办罪犯”的证据，曾对教堂内的死亡情况做过统计——当然，可以肯定地说，统计数字是经过严重夸大了的，但至少可以了解当时教堂内的肃杀气氛：武装官兵死伤过半。三百多名孩子的哭声逐渐减少，因为“每天要埋掉十几个”。义和团们曾经多次挖地道，埋设地雷，“先后爆炸四次，炸死教民四百多人。”
同样没有疑问的，还有这场战斗的最后结局：打进北京城的各国联军“终于到达了教堂”。而在这之前，义和团与帝国军队始终没能把西什库教堂攻陷。
如果说西什库教堂是义和团围攻，帝国军队助之的话，那么，进攻使馆区倒可称之为真正的战斗了，因为，进攻使馆区是帝国正规军队主攻，义和团助之。
1900年，帝国对北京使馆区的进攻，晚于对西什库教堂的攻击，这是因为对教堂的攻击大多是义和团们所为，而对使馆的进攻，是在局势已经恶化得陷入无法解释的地步的时候，帝国军队开始的有计划的军事行动。
根据众所周知的国际法准则，武装攻击外国驻本国的使馆，是最严重的外交挑衅行为，是全面公开宣战的进攻信号，更是世界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举动。如果说中华帝国的官员们对国际法知之甚少的话，但是至少对以上简单明确的法则应该明白无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中必定有缘由。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如果说到国际法，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