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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的《景善日记》，是由英文翻译而来的。
重新跑上街头的恩珠很快就被联军抓住处死，原因是在他身上发现了“义和团使用的武器”。一个显赫了二百年的帝国贵族之家就这样从物质到精神即刻消失得痕迹全无了。
根据有关史料的不完全统计，1900年，北京城破的两天之内，全家集体自杀的皇亲国戚达三十多户。王公贵族之家大都人口茂盛，于是自杀总人数近两千人。
一些贵族是在联军砸开府邸大门的最后一刻采取自杀行动的，于是必须在时间上和联军争分夺秒。跟随联军进入京城的英国记者米德尔目睹了这样一幕：他正在紫禁城东北角楼外一座“庄严的住宅”门口休息，突然闻到了一股尸体的臭味。他向气味散发的方向寻找，进入了这座住宅的大门。院子里有一具烧焦的尸体，尸体旁有一些断剑和衣服的碎片——“一切迹象表明，这座院落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交手战。”进入到院子后面的房屋里，他看见了更悲惨的情形：一条狭道尽头吊着六具尸体，是三个成年人和三个孩子，个个伸舌瞪眼，惨不忍睹。这个英国记者最后的判断是：前院烧焦的那个人为了保卫全家免遭毒手，曾与入侵者进行了疯狂的拼杀，而正是由于他的抵抗，全家才有了自杀身亡的时间。
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来得及自杀的王公贵族所遭遇的苦难足以说明这个帝国的王公贵族们为什么会纷纷在城破之际全家自杀。
户部尚书崇绮，字文山，阿鲁特氏，道光、咸丰两朝大学士赛尚阿之子。这是一个在帝国历史上很不一般的贵族，他最大的不一般是，1864年，这个“熟谙军务”的满族贵族世家子弟在步军统领衙门做小官吏的时候，把大量的时间没有用到和其他贵族子弟一起“风流倜傥”上，而是在日夜苦读，竟然于当年的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名次竟然是第一甲第一名，从而制造了一个全国百姓争相议论、皇室宫廷紧急开会的巨大轰动事件。在这个要想步入仕途必须经过科举的帝国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帝国政府从不鼓励满族和蒙古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原因是复杂的：首先，身为满、蒙的帝国统治阶层出于“以武立国”的思维定势，不希望自己的子弟因为沉溺于“汉家经典”而荒废了用以巩固政权的习武传统。所以，为了让其安心练习武功而不必为安身立命养家糊口操心，所有的满、蒙血统子弟从一生下来起就天生“领有钱粮”。另外，帝国科举考试选拔汉族文官，就是为了给对满、蒙统治有逆反心理的汉人以“获取前途”的机会，从而让为官取仕的他们降服更多的汉人之心。帝国历朝的皇帝从不主张满、蒙子弟去与汉人争夺本来就不多的科举名额。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大多数满、蒙贵族子弟别说深刻地掌握汉家经典，有的连汉语都不怎么会说，与其在考场上丢人，还不如明确声明不参加考试。因此，大清帝国自开国二百多年间，即使有个别满、蒙贵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但也从来没有考中状元的先例。崇绮是大清帝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位考上状元的满族贵族子弟。这件事并没有引起汉家子弟的多大反感，反而在全国传为美谈，但朝廷却为是否批准这个满族贵族子弟为“状元”前瞻后顾，反复思量，后来终于在“只看文章，不论满汉”的呼声中授予崇绮翰林院翰林。自此，崇绮的好运接踵而来，他的女儿被封为同治皇帝的皇后，状元兼国丈，于是官至盛京将军、户部尚书，荣耀和气派凌驾于任何贵族之上。
1900年，已经七十多岁的崇绮本来和义和团没有多大的关系，他仅仅在废除光绪的问题上因为想在晚年拥有稳固的靠山而为端郡王呼吁了一阵子，不料想竟得到了慈禧的欢心，不但赐他“西苑门内乘坐二人肩舆”，还和徐桐一起同时当上了新立皇储的老师。这充其量只是政治上的投机，后来洋人们也没把他列入“惩办名单”，但是他自己有点儿心虚，在得知慈禧逃亡的消息后，他跟随荣禄一起出逃一直逃到了保定。据他和荣禄说，他们两人之所以往南奔向保定，并不是一般的逃亡，而是在“吸引洋兵，掩护圣驾”。至于他们是否吸引了联军的兵力没有确切的证据。只是，没有来得及跟随崇绮出逃的家人在最后的时刻动作慢了，他们全部落入了联军之手。崇绮家所有的女人，包括他的妻妾、女儿、儿媳等，都被联军关在天坛，受到联军官兵的肆意凌辱——“数十人轮奸之”。被释放回家后，崇绮的儿子崇葆公爵“愤恨无地”，在自家府邸的院子里挖了个大坑，先把年幼的孩子们活埋了，然后又为自己挖了个坑，“自缢身死”。随后，在崇绮之妻瓜尔佳氏的带领下，剩余的家人也全部自杀。身在保定的崇绮得知这一消息后“羞愤交加”，“大哭一夜”，然后决定一死了之。他找不到一根结实的绳子，于是就自己搓。一切准备完毕后，他指着身边不断劝解他的荣禄一字一眼地说：“都是因为你！”然后，他把自己吊在了保定莲花书院满是灰尘的房梁上，死了。
谁人能够解释大清帝国这个满腔悲愤的老贵族最后指着荣禄说的那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联军在占领北京城后肆意屠杀之事，连洋人们自己都无法完全否认，尽管他们在史书中对此事的描述大都轻描淡写。
联军为其暴行寻找的借口是：消灭义和团。
北京城城破之后，数十万义和团们都在哪里？没有人说得清楚。这些来自帝国北方乡村的农民绝大多数在城破之前就已经逃跑了。即使没来得及逃出京城的少数义和团团员此刻也绝不会依旧穿着义和团鲜艳的衣服，拿着他们的大刀和法器“呼啸周衢”了。至于联军是如何区分义和团与北京平民的，不得而知。
联军首先包围了义和团总部庄亲王载勋的府郏载勋已经跟随慈禧逃亡，但是联军还是在这座巨大豪华的府邸中一下子抓到了一大群义和团。这些人无一幸免地全部被联军就地处死，然后纵火焚尸。事后有人清理现场，发现包括载勋家眷和老人孩子在内，尸体有1700具之多，真正是“尸积如山”。
在皇城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一群义和团夹杂在因为自家的房屋被联军纵火而逃出来的平民中间，被法军追赶不舍，最后被压缩到一条死胡同的尽头。法军官兵架起机枪开始扫射——“约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个活着的人。”目击的联军士兵后来回忆说：“其闹声可使人的耳朵聋了。”（丛刊《义和团》（二）第358页、第528页。）西什库教堂附近是联军报复的重点地区之一。联军从两面向这个地点合围，把数千中国人围在了城墙下，然后开枪扫射。
这样的杀戮普遍发生于京城的每个角落。联军“逢人既发枪毙之，常有数十人一户者，拉出以连环枪杀之。以至横尸遍地，弃物塞途，人皆踏尸而行。”联军的杀人手段充分展示了洋人们的“高度文明”，他们不愿意浪费子弹，于是使用了可以致人死地的所有的方法，包括焚烧、棍击、绳勒和强奸——“巷弯曲之处，尸体极其难看”，以至使“军马受惊，鲁莽狂窜。”（《庚子纪事》，第95页。）联军专门成立了搜捕队，不分昼夜地在京城的大街小巷抓人。协助联军搜捕或者直接执行杀戮的洋人中，以使馆人员最为疯狂。他们从联军刚刚占领北京城的那一刻起，就成群地从使馆区蜂拥而出，开始了“杀人竞赛”，致使“成千上万的人在以屠杀为乐的疯狂中被杀了”。他们特别对杀帝国的贵族感兴趣，带着联军官兵奔忙于京城的每一座王府之间。经过他们洗劫的王府，“是在抢劫之后又加毁坏，毁坏后又加抢劫，被无微不至地彻底地毁灭了。屋子里的家具被拖了出来，家里的杂物扔了遍地。其中有镶着大红滚边的衣裳，有洒着血的中国女子尖尖的弓鞋，有切断了的手和腿，有砍下来的头，也有扎成束的头发。”（（法）贝野罗蒂：《北京的末日》，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0月版。）屠杀之后，就是大规模的抢掠。或者说，抢掠才是联军们真正想干的。最普遍的抢掠是对商号店铺的扫荡，京城内几乎每一个商铺都遭到彻底地抢劫，尤其是那些珠宝店和钱庄——“以搜查义和团为名，三五成群，身跨洋枪，手持利刃，卧房密室，无所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任其所为，饱载而去。”（《庚子记事》第35、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