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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派”与“民族主义文学”之间有过争论，他们认为“民族主义文
学”打着“祖国”“民族”招牌，未免蠢笨，不如他们自己打起“为艺术而
艺术”的旗号，更为巧妙、更加隐蔽。瞿秋白指出，“诱惑群众使他们不问
政治——这常常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手段。”①对于“新月派”创办的《声色》
杂志所发表徐志摩的《一个诗人》，瞿秋白指出这不过是“清客”对其主子
“吃租阶级”奉献的“歌声”和“色情”。②
①《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1 卷，第39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
版。
②《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1 卷，第271— 272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版。
这时，胡适宣扬“人权”，“王道”，鼓吹实验主义。瞿秋白先后写成《鹦
哥儿》、《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人才易得》等文，揭露胡适的为
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出谋献策，甘当走狗的真面目。1933
年春，日本加紧对华侵略，平津危急，中国人民和爱国官兵掀起长城抗战。
这时，曾经玩过“人权”，玩过“五鬼闹中华”把戏的胡适，“又发明了第六
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及友邦，闹到东京去了。
因此，胡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帝国主义上条陈。”①按照实验主义
的哲学，胡适的条陈是：“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
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④这是背叛祖国，出卖灵
魂的无耻行径。瞿秋白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
从中国小百姓方面来说，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⑤胡适到湖南长沙
演讲，湖南省长何键一次便送给胡适五千元程仪。《字林西报》登载胡适的
言论是：“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
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着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
判。。”②这就是“中国的帮忙文人”胡适的“王道仁政”论。瞿秋白写了
《王道诗话》，对于已经堕落为头号文化买办，积极向当局条陈献计的胡适，
给予了严峻的批评和无情的鞭挞。瞿秋白援引了胡适的上述言论，一针见血
地说：“这就清楚得多了！这不是在说‘政府权’了吗？自然，博士的头脑
并不简单，他不至于只说‘一只手拿着宝剑，一只手拿着经典’！如什么主
义之类。他是说，还应当拿着法律。”③胡适毕竟是博士，他和两千多年前
的孟夫子一样，嘴里吃着猪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
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
①④⑤《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1 卷，第422— 423 页。人民文学出版
社1953 年版。
②《字林西报》1932 年2 月21 日。
③《鲁迅全集》第5 卷，第47 页。
诗曰：
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
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
人权王道两翻新，为感君恩奏圣明，
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
先生熟读圣贤书，君子由来道不孤，
千古同心有孟子，也教肉食远庖厨。
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
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①
①《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1 卷，第271— 272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版。
这四首绝句，构成了一组绝妙的政治讽刺诗。胡适言论的反动本质，
胡适及其学说的虚伪，胡适寡廉鲜耻的行径，无一不在瞿秋白的笔下现出了
原形。唯其是诗，便有诗的艺术力量，艺术魅力，至今读来脍炙人口，令人
拍案叫绝。“可以说，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挥笔自如，剔肤见骨，当得起
讽刺艺术的佳作。”①。。
①周红兴：《瞿秋白诗歌浅释》，第171— 172 页。
三十年代初期，是瞿秋白杂文写作成就最大，数量最集中的时期，成
为鲁迅以外最杰出的杂文作家。瞿秋白从二十年代初开始撰写杂文。他在俄
国所写的《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散文集中，已有些文章带着随感录
的色彩。它们多半论从事出，寓哲理思辨于其中。除去两书中这些杂文化的
散文，还有《涴漫的狱中日记》、《猪八戒——东西文化与梁漱溟及吴稚晖》
那样的小说化的杂文。1923 年1 月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最低问题—
—狗彘食人的中国》一文，可以说是他所写的“正宗”杂文的开篇。随后，
他又以巨缘笔名发表杂文十二篇于1923 年《前锋》“寸铁”栏。这十二篇杂
文，涉及面广，诸如《二十世纪的绝妙好辞》、《康有为与许斯，梁启超与芳
泽》，《中国的花车与美国的公使》，《小小一个罪恶》等等，大多以雄健的笔
力，各逞变化之妙，冷嘲热讽，淋漓尽致。从这时到1926 年，他大约写了
四十余篇政论性杂文，发表于《向导》、《热血日报》上。1927 年到1930 年，
瞿秋白从事党的领导工作，事务缠身，杂文写作中断。从1931 年起，被迫
离开党的领导岗位，才重新拿起笔，写起杂文。同前期一样，后期杂文仍是
政治性的。无论社会批评或文艺杂感，都反映他作为共产党人和政治活动家
的敏感。他把杂文作为一种扫射旧世界的火力，一种向敌人进行战斗的武器，
因而笔力豪骋，运思敏捷，旗帜鲜明，通俗易懂，直言不讳，言必尽意。在
体裁和方法上，多姿多彩，不拘一格，或为政论性杂文，或为短评式杂文，
或为抒情诗似的杂文，或为叙事记述的杂文；随感、随笔、书评、寓言、经
传、戏曲、平话、诗话、打油诗，在瞿秋白的笔下，都运用自如，挥洒成趣，
融入了他的杂文创作中。瞿秋白大量的杂文，是匕首和投枪；也有不少的杂
文，是鼓舞群众前进的战鼓和号角。如《一种云》、《暴风雨之前》、《〈铁流〉
在巴黎》，就是这样歌颂性杂文。这在当时一般杂文中，是少有的新的主题。
瞿秋白的杂文多深入浅出，明白晓畅，热情奔放，较少含蓄，富于鼓动性和
号召力；好作理论分析而较少解剖具体事实，带有他过去大量写过的政治论
文的格调。但是，也应指出：并不是他所有的杂文都明白晓畅，较少含蓄。
他也有隐晦曲折的文章，如《菲洲鬼话》、《人才易得》等篇就是。对于杂文
家的瞿秋白的成就，杂文研究者指出：由鲁迅在五四时期开创的杂文，三十
年代达到一个高峰；峰顶是鲁迅，次高峰是瞿秋白和茅盾。也有的论者进一
步指出：就杂文而论，鲁迅和瞿秋白无疑是双峰插云的一代文宗。这两种相
近的评价，反映了瞿秋白杂文创作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的地位。
大众化文艺的倡导者和杰出的语言学家
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文艺运动，是在帝国主义侵略日益猖狂，国民党
统治愈加腐朽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人民群众被旧的文艺所包围，其内容大
多不脱武侠、剑仙之类的荒诞迷幻，以及因果报应、安贫乐道、逆来顺受、
委曲求全之类的说教劝戒。这种反动的“大众文艺”、“通俗文学”，经常被
地主资产阶级利用来腐蚀劳动人民，麻痹他们的斗志，消弭他们的反抗。新
的革命文学家，与广大群众隔离；新的文艺作品，日趋倾向于欧化，因而不
能为劳动人民群众所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既然承认文学的阶级性或革
命倾向性，那么，它必然要求文学大众化，必须让文学为大众所懂得，所接
受，所爱好。否则就无法实现革命文学成为阶级斗争的利器的根本任务。
革命文学家，历来重视文学大众化的问题。早在1928 年的“革命文学”
的讨论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1930 年左联成立前后，左翼文学界又开展
了一次关于大众文艺的讨论。这次讨论主要是探讨大众文艺的形式问题，引
起比较普遍的注意，但许多问题还没有接触，许多问题还没有深入。1931
年以后，瞿秋白重返文艺战线，以极大的注意力，深入地研究文艺大众化问
题。1931 年5、6 月间，他写《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学阀万岁！》，提出文
学革命的问题。9 月，写《乱弹》，由中国文学史的演变发展，揭示出文学
艺术早先来自平民，逐步为少数统治者所霸占，而最终仍将重新属于人民的
规律。
“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和“一二八”上海战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