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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7 月，瞿秋白发表《红萝卜》等文，继
续批评“自由人”。瞿秋白揭穿胡秋原在唯物史观的幌子下，贩卖反对唯物
史观的赝品。他形象地把他们比做红萝卜：“外面的皮是红的，里面的肉是
白的。它的皮的红，正是为着肉的白而红的。”他们“自己认为是群众之上
的一个‘阶级’，把群众的文化斗争一笔勾消，说这和封建余孽资产阶级的
文化现象同样也是些乌烟瘴气，说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开辟光明的道路；—
—那么，他们究竟是群众的朋友，或是群众的老师，还是群众的敌人？究竟
是不是红萝卜？！”③胡秋原在他的文章中，摘引着列汉诺夫的话，为他的
谬论张目。冯雪峰指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中本来已经有许多不甚正确
的成分，而胡秋原，却是普列汉诺夫言论的“最坏的歪曲者，是恶劣的引用
者”。他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到处都是”“断章取义的引用，切断上下文的
抄袭”。④
①《文化评论》创刊号，1931 年12 月25 日。
②《文艺新闻》第56 期，1932 年5 月23 日，发表时未署名。
③《红萝卜》。《北斗》第2 卷第3、4 期合刊，1932 年7 月20 日。
④《致文艺新闻的信》。《文艺新闻》第58 期，1932 年6 月6 日。
当左联的革命作家批评胡秋原的时候，曾经是左联成员的苏汶按捺不
住，出来为“自由人”辩护。他在《现代》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
的文艺论辩》①一文，自称“第三种人”，貌似不偏不倚，实则站在胡秋原
一边，对左联的理论和活动谩骂嘲讽。他说，“第三种人”作家之所以搁笔
不写，是由于左翼批评家的“凶暴”，和左联对他们进行政治“干涉”，甚至
“霸占”了文坛的缘故。苏汶诬蔑左翼文坛不要文学，把文学变成连环图画
之类；并在文中对人民革命斗争进行歪曲和诽谤。当这些攻击遭到批驳，他
又写《“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继续散布谬论，与“自
由人”一唱一和，攻击左翼文艺运动。①《现代》第1 卷第3 期，1932 年
7 月1 日。
胡秋原、苏汶的言论，对于为数不少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具有很大盅惑
性。因此，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陈望道等许多作家，都撰文给予
严正的批判。
1932 年10 月1 日，瞿秋白署名易嘉在《现代》上发表了《文艺的自由
与文学家的不自由》的著名文章，专门批驳胡秋原和苏汶的谬论①。文章开
头引用了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揭露资产阶级文艺“自由”
的名言：这种自由是虚假的，骗人的，它“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
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②。
胡秋原说“自己的方法是‘唯物史观’”，俨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的所谓‘自由人’的立场不容许他成为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有独立于阶级利害之外的“文
艺自由”，“事实上，著作家和批评家，有意的无意的反映着某个阶级的生活，
因此，也就赞助着某一阶级的斗争。有阶级的社会里，没有真正的实在的自
由。当无产阶级公开的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
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胡
秋原的错误，“最重要的是他要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脱离广大的群众
而自由。”胡秋原“把普列汉诺夫和安得列耶夫，艺术至上论派等等混缠在
一起”，企图为他反对艺术的阶级性、文艺只是表现生活的观点寻找理论根
据。实际上，“他恰好把普列汉诺夫理论之中的优点清洗了出去，而把普列
汉诺夫的孟塞维克主义发展到最大限度——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旁观主
义”。③
①《现代》第1 卷第6 期。文中的两个小标题：一、“万华缭乱”的胡
秋原；
二、“难乎其为作家”的苏汶。
②《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第10 卷，第28 页。瞿秋白
原来的译文与此稍有出入。
③《现代》第1 卷第6 期，1932 年10 月1 日。
对于苏汶，瞿秋白指出，苏汶的反对“某种政治目的”，其本身就抱有
确定的政治目的；他的“这种文章是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锐利的武器。”苏
汶的文章固然巧妙，但说来说去，无非是说：“理论和行动本来是不能并存
的，文学和革命也是不能并存的，艺术和煽动也是不能并存的。”①瞿秋白
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建立真正科学的文艺理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需
要用文艺帮助革命，用文艺来做改造群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武器。即使是
前进的战士，也要努力取得文艺这个武器。“谁要劝告新兴阶级不要去拿这
种武器，他自然客观上是抱着‘某种政治目的’的，——虽然他自己都觉得
‘并没有丝毫政治臭味’。”②阶级社会中的文艺，反映着一定阶级的利益和
观点。“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
传。”③瞿秋白反驳胡秋原关于文艺不是“政治的留声机”、文艺阶级性应予
否定的论调，而说“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④这种“以
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反驳方法，有点失之简单。
但他本意在于强调，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是作家和文艺作品的固有属
性。他仍然主张文艺是生活的反映；作家和作品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政治
是文艺的本原，文艺应从属于政治。瞿秋白强调了艺术的重要性，批评了那
种毫无文艺价值的作品，他说：“文艺只是煽动之中的一种，而并不是一切
煽动都是文艺”，“并不是个个煽动家都是文学家”。
“真正能够运用艺术的力量，那只是加强煽动的力量；同时，真正为着
群众服务的作家，他在煽动工作之中更加能够锻炼出自己的艺术的力量。”
⑤苏汶关于煽动与艺术不能并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①②③④⑤《现
代》第1 卷第6 期，1932 年10 月1 日。
苏汶把文学比做“卖淫妇”，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想占有她”。
而最吃苦的是“第三种人”的“作者之群”，于是他感叹不已：“在人人都不
肯让步的今日，诚哉，难乎其为作家”。对于这种谩骂式的比附，瞿秋白尖
锐地指出：“事实上文学并不是卖淫妇，文学是附属于某一个阶级的，许多
阶级各有各的文学，根本用不着你抢我夺。只是这些文学之间发展着剧烈的
斗争；新兴的阶级，从前没有文学的，现在正在创造着自己的文学；而旧有
的阶级，从前就有文学的，现在是在包围剿灭新兴阶级的文学。剿灭不了呢？
用一点儿别致的巧妙的手段，或者毒死它，或者闷死它，或者饿死它。。而
新兴阶级的文艺运动却并不在‘霸占’或者‘把持’什么，它只要指出一些
文学的真面目——阶级性。”①至于作家，也必然具有阶级性。瞿秋白说：“作
者呢，本来就不是什么‘第三种人’。作者——文学家也不必当什么陪嫁的
丫环，跟着文学去出嫁给什么阶级。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们有意的，无意
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
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
种人’。”②
①《现代》第1 卷第6 期，1932 年10 月1 日。
②《现代》第1 卷第6 期。
“自由人”与“第三种人”并非铁板一块。经过瞿秋白、鲁迅等的批判，
他们中间很快地发生了分化。一些人更加露骨的反动，如胡秋原投靠蒋介石，
当上立法委员，成为法西斯文化掮客。一些人，如诗人戴望舒则走上了进步
的道路。
资产阶级“新月派”文学和胡适，这时仍然散布反动的政治理论和文
艺理论。1931 年5、6 月间，瞿秋白就写了《学阀万岁》、《鬼门关以外的战
争》等文，指出“新月派”的文学，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绅商文学。随
后，瞿秋白又写了《非政治主义》、《猫样的温文》等文，反驳他们的谬论。
“新月派”与“民族主义文学”之间有过争论，他们认为“民族主义文
学”打着“祖国”“民族”招牌，未免蠢笨，不如他们自己打起“为艺术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