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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同年9 月创刊的《北斗》，由丁玲主编。
瞿秋白这一时期写的文艺论著，多数都发表在《文学导报》（终刊后，
又有《文学月报》）和《北斗》上，如著名的《乱弹》集中的文章，几乎全
部在《北斗》上刊载。左联成立于1930 年3 月，纲领中已有“左”的倾向。
在行动上，则要求成员要参加飞行集会，示威游行，写标语，散传单，到工
厂中作鼓动工作，以及帮助工人出墙报，办夜校等。立三路线时期，左联也
受到“左”的影响。8 月间，左联执委会通过的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
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不仅要求左联成员去参加飞行集会等政治活动，而
且根本不提作家的创作活动，对作家的创作热情和愿望扣上“作品主义”的
帽子。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硬搬苏联“工农通信员”的经验，用扫盲工作
和启蒙工作来取代作家的创作活动。强调要把组织的重心移到工农身上，而
蔑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要他们割断旧社会关系，不让他们创作。这种
状况，直到1931 年11 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
任务》的决议，才有了改变。茅盾回忆说：
决议是冯雪峰起草的，瞿秋白花了不少心血，执委会也研究了多次。
这个决议可以说是“左联”成立以后第一个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内容的文件，
它是对于一九三○年八月那个左倾决议的反拨，它提出的一些根本原则，指
导了“左联”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活动。。。虽然还有某些左倾的流
毒。。，但决议提出的在文学领域里的各种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符合
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我以为，这个决议在“左联”的历史上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它标志着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可以说，从“左联”
成立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是“左联”的前期，也是它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
逐渐摆脱出来的阶段；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是“左联”的成熟期，它已基
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促成这个转
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当然，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他是坚决主张
这个转变的，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
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秋白不同，虽然他那时受王
明路线的排挤，在党中央“靠边站”了，然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他文学艺
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所以当他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
加之他对鲁迅的充分信赖和支持，就使得鲁迅如虎添翼。鲁迅与秋白的亲密
合作，产生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在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党占统治的情况下，
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却高举了马列主义的旗帜，在日益严重的白
色恐怖下（一九三二年以后上海的白色恐怖，比之三○、三一年是更猖獗了），
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①①茅盾：《“左
联”前期》。《新文学史料》，1981 年第3 期。
这一时期，瞿秋白一度从组织上直接领导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委员会（即
文委，是文总——包括左联在内的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领导核心），并为
它起草了《苏维埃的文化革命》等具有指示性的文件。瞿秋白根据革命形势
和总任务，提出了文化战线上的任务：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文化运动和一般
革命斗争的联系。这里，一切革命的文化团体，必须用文化运动的方式去发
动广大的群众，来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全部斗争。为了摆脱宗派主义和关门主
义的束缚，他强调指出：文化团体的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成为文化战线上
的强有力的群众斗争的队伍，必须能够动员极广大的党外的劳动民众和革命
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团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来进行革命的文化运动。
《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不仅限于白区文化工作，同时涉及苏区文化工
作。指出，在中国的文化生活里，也已经显然的树立了新的革命营垒，就是
苏维埃区域几千万群众所开始的文化革命。革命的文化团体首先要系统的有
计划的进行一切必要的工作，去支援苏区内的一切文化事业，尤其是关系到
几千万群众的教育事业，儿童教育和成人教育。
而在白区也要开展革命的普洛的教育运动，去赞助苏区的教育文化事
业。此外，要发展普洛新闻，建立工农兵通信运动，要在大众之中发展普洛
的革命的文学、话剧、美术、音乐等运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大众化的
运动，必须把普洛的文艺运动和社会科学运动与大众的斗争以及日常生活联
系起来。要面对反动的大众文化，去创造革命的大众文化，去出版马克思主
义的通俗的科学丛书。
《苏维埃的文化革命》最后附列有文化委员会下属的社联、左联、教
联、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和剧联等五大联盟的工作计划纲要。其中关于左联的
工作，文件中规定：一、政治参加。二、创作批评（理论的斗争）。三、大
众文艺，新作家的培养。四、文艺理论的宣传（翻译）。五、文研的指导（文
新①）。（1．创作和文艺理论的斗争——新作家；2．大众文艺——新作家；
3．文艺理论的宣传；4．文研的指导。）这个文件尽管仍然包含了某些“左”
的提法，但在主要方面是正确的，对当时白区（也涉及苏区）的文化工作任
务提出了明确的十分宝贵的意见。这个文件约略写于1931 年10— 11 月间，
恰好在前述左联执委会通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之前，
决议贯彻了文化委员会这一指示的精神。这个文件有力的证明了瞿秋白一度
参与了对当时整个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①文新，指《文艺新闻》报，袁
殊主编，自1931 年3 月16 日创刊，至1932 年6 月20 日停刊。瞿秋白、冯
雪峰后来确实在该刊登过一些关于“文研指导”一类的文章，如瞿作《猫样
的温文》。另，文件中提到的中国新闻学研究会，成文于1931 年10 月，由
此可以推定文件写作时间，至少在该会成立以后。
1932 年春夏之交，瞿秋白与夏衍初次相见，后来两人多次会面并商谈
左联的工作。
夏衍后来回忆说：“瞿秋白同志对于‘左联’纠正错误，改进工作，扩
大统一战线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①“由于秋白同志对实际政局的观察
以及他和鲁迅的亲密关系，。。来领导我们，比鲁迅暗示的意见更直接明确，
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和接受。”②过去，左联不允许盟员在国民党报刊上发
表文章，而自己没有报纸，刊物常被查禁。瞿秋白参加领导左联以后，开始
逐步地、有计划地占领这些宣传阵地，例如石凌鹤当了《申报》的《电影副
刊》编辑，王尘无当了《晨报》的《每日电影》实际编辑。左翼作家在《东
方杂志》、《申报月刊》以及其它刊物上也发表了文章，特别是发表了许多反
对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杂文、随笔、漫画等等。夏衍说：“这件
事，我认为秋白同志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③。。
①②③夏衍：《“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上），第53 页。
这一时期，瞿秋白和左联中的共产党员夏衍、阳翰笙、钱杏邨（阿英）
等，都有过多次接触。上海一二八事变前后，他对于左联中共产党员作家的
关门主义错误以及他们对于中间派文艺工作者的不适当的态度，进行了批
评。他对他们说，在目前情况下，在广大群众要求抗日的时候，我们必须把
作家、艺术家组织起来，利用群众要求抗日的爱国心理来进行我们的文化工
作。上海明星电影公司邀请夏衍、郑伯奇、钱杏邨担任编剧，有些人不赞成。
夏衍、郑伯奇向瞿秋白请示，他思考片刻，说：“要考虑一下，电影界的恶
势力太大，你们这些书生斗不过他们。”“我们还没有力量和可能办自己的电
影公司，而电影又是影响最大的宣传工具，你们可以试试。认识一些人，做
一些工作，培养几个干部。不要急于求成，困难是很多的。”①最后他意味
深长地说：“但是，你们要当心。”②就是说，要他们面对电影圈中的腐化堕
落势力，务必提高警惕，谨慎地夺取电影阵地。这样，夏衍、郑伯奇、钱杏
邨，后来还有沈西苓、石凌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