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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是一切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必须遵循的原则。瞿秋白通过对自己一生经历的总结,达到了这样的认识,
正是他思想的光辉之处。他在《多余的话》中告诫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
指的就是不要保留“异己的”思想意识,不要做“二元人物”,而要做真正
的彻底的无产阶级战士。
三、勇于承担责任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自己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贡献和功绩,
几乎很少提及。
当着无法回避、不得不写的时候,他也只是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
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是“在全党同志
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
对于自己所犯的“左”倾盲动错误,他异常痛心,以致在《多余的话》
中,反复地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说:“当我不得不担负中国共产党的
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行了最巨大的转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
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
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
务。。。中国一般的革命形势,从1927 年3 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者炮
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开始低落;。。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
时期当然我应负主要责任——在1928 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
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因为当
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的不好,费力于枝
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对
待自己所犯错误的正确态度。对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他也从自己
方面加以总结,得出有益的教训。他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
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末,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
致于象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的负
着立三路线的责任。”瞿秋白的自我批评态度是老老实实,光明磊落的,是
值得人们景仰,并且经受得住历史的严峻考验的。同那种标榜一贯正确,文
过饰非,诿过于人,归功于己的人相比,何若霄壤之别!
四、关怀党和革命事业,热爱战友和同志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党和革命事业,以及对同志和战友充满
了阶级感情。
他说:“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
“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我已经不能
够跟随你们了。”他还说:“永别了美丽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
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比以前更光明了。”他
热爱妻子、女儿,更热爱天下劳苦大众;他眷恋青山,秀水,花朵,果实,
工厂,烟囱,月亮——美丽的世界的一切,他都深爱!
唯其爱同志爱得这样深沉,才能恨敌人恨得那样强烈,才能面对死亡,
镇定从容。
瞿秋白对于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同鲁迅一起从事文化斗争所做的重要
贡献,无论在“口供”“笔供”,还是在《多余的话》中,都一字不提,只是
说他离开中央政治局以后“告了长假休养医病”,“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
三年时间”,他被俘后写给鲁迅和周建人的信是化名、暗语,采取了周密的
安全措施;他对国民党的记者谈话,说鲁迅“只能算为同路人”,有意为鲁
迅开脱。苦心孤诣,成功地保护了鲁迅,保护了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和同志。
按照某些批判家的一厢情愿,瞿秋白如果要向国民党当局邀功请赏,换取活
命,他是可以把鲁迅和白区的同志、朋友们轻而易举地送进监狱的。仅这一
点,就可以证明:瞿秋白热爱党,热爱同志,热爱战友;他的高风亮节,足
以传之千古。
五、正确的文艺观点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也谈到文艺方面的问题。他反对“雾里看花”
“隔着一层膜”,主张考察“实际生活”。他说:“我学着比较精细的考察人
物,领会一切‘现象’。
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
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的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
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
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
系、一定的阶级之中。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
了。”
人,对于作家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文学艺术作品要塑造“有血
有肉有个性的人”,而不是用种种现成模式去铸造类似机器零件那样简单化、
公式化的人物。这个在多年来被弄得混乱不堪的重大文艺理论问题,早在四
十多年前,就被瞿秋白明白透彻的阐述清楚了。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表现的思想光辉,还不仅在于《多余的话》
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真知灼见。他的了不起的地方,或者说常常使得一些
人目瞪口呆,予以百般指责的地方正是他写《多余的话》这个出乎常规、惊
世骇俗的行动本身。据说,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是不能有弱点、缺点和错误的,
有了而又在敌人面前进行自我解剖,揭穿自己的“假面具”,就给共产党抹
了黑,丢了丑。
无产阶级政党要求自己的成员包括其领袖人物应该达到的品德、风格
和行动的标准,无疑是根据无产阶级固有的优点和特点规定的。但是,共产
党人及其领袖人物在达到这个标准之前,必然有一个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
程。一般地说,由于社会、阶级、自我改造等等客观和主观因素的限制,即
使是在伟大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身上,也难免不存在“异己的”的弱点、缺
点和错误。至于人类所共有的七情六欲,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与平常人
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共产党人的力量,不在于掩饰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
误,为自己塑造高大完美的形象。相反,他的力量恰恰在于能够勇于解剖自
己,扬弃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而为了彻底扬弃,首先必须作到严格解
剖。解剖自己,说起来不难,做起来其实很不容易,决没有那些不预备作自
我解剖的人所指责、所鄙视的那么轻而易举。象《多余的话》这样彻底、严
格的自我解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领袖人物中,不敢说是凤毛麟角,
但确实也不算很多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余的话》闪烁着不寻常的光
辉,人们是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启示的。
能不能在敌人牢狱中进行自我解剖呢?我们不是也不必一般地提倡共
产党人在敌人牢狱中直到临终之际才作这样的自我解剖。应该具体地分析瞿
秋白何以在此时此刻进行自我解剖?瞿秋白身系囹圄,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
随时有被敌人处决的可能。他已经无法在党组织面前进行一生的总结和最后
的自我批评。他通过《多余的话》把自己内心世界的一切都说出来,留待身
后论定,这是应该允许的。把瞿秋白写《多余的话》曲解为“绝望的心情”
所导致的结果,是不公正的。
《多余的话》里确有过头话,流露了消沉情绪。但是,第一,要看到
这些灰暗情绪在《多余的话》中,是非本质的、次要的,它不是《多余的话》
的主流。而写《多余的话》,在瞿秋白被捕以后的全部表现中又是一时一事,
不是主流,无损于他的革命大节。
第二,要从历史的特定环境,从瞿秋白这样一个具体的人,实事求是
地加以分析。例如,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说的政治家与文人的矛盾—
—这是瞿秋白一生遇到的许多矛盾中主要的、也是使他困窘终生而无法解脱
的矛盾之一。他怀着痛苦的心情,写道: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这窠是始终做不成
的。一个平凡甚至于无聊的‘文人’,却要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
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
我自己忖度着,象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
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