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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猫养鸡的生命的生驻坏死的故事令钱文黯然神伤，而且还有人啊。这期间钱文常常参加农民们的丧葬、婚礼、婴儿满月和儿童的割礼。生老病死变成了一定之规的礼节，生老病死都非常容易非常平常。一位青年参军走了，他的父亲说：“只怕他赶不上给我送终啊。”钱文觉得可笑，因为说这个话的是全村最壮的一个中年人。没过三年，他病了，黄疸性肝炎，没有钱去镇上治病，飞快地死了，死了四天服役的独生子才赶回来。回来后那一家的哭声震撼了全村。三天后，村里的小流氓们眉飞色舞地向钱文描绘头一天半夜他们看到的这位回家奔丧的青年与村里的一位傻姑娘在大队部依墙做爱的“皮影戏”，说是他们二人的动作全部被油灯投影到窗帘上了。
而农民从来不讲什么什么不能承受之轻。农民承受的砍土镘、抬把子、麦捆、秸秆、铁锨、麻袋都只有难以扛动之重。春天浇水平地，夏天打拢挖沟，秋天收割搬运，冬天运柴运煤，这就是人生，谁也改变不了的人生。在农民的人生包括死亡面前，知识分子的一切烦恼无非是吃饱了撑的而已。
钱文再也不敢饲养活物了，生命使他感到的是无穷的哀伤。他的兴趣便转入了有机化学产业——发酵制造酸奶。在边疆，常常令他兴起思京之叹的一个是啤酒一个是酸奶。那些年当地没有“正规”啤酒。倒是有制造土啤酒的，因为这里出产啤酒花。很可能是俄罗斯族的习惯，影响了本地民族，他们用啤酒花、麦麸、蜂蜜和做面包用的鲜酵母做那种介于俄式饮料喀瓦斯与德式啤酒之间的所谓啤酒。把原料放入大玻璃瓶子里，瓶口用橡皮塞住，再用木榔头将瓶塞砸实砸死，放到烈日下暴晒，以热促变，土啤酒乃告成功。成功后将土啤放入冷水中降温——边疆的井水即使在盛夏也是很冷的。饮用时再把橡胶瓶塞取出，外取瓶塞的时候会发出乒的一声巨响，如打开法国香槟然。这种工艺似乎保留着先民的古朴，这个过程稚拙有趣。
当地的俄罗斯人大致上是十月革命后逃过来的“难民”——即白俄，谁知道当初他们的祖先是公爵还是将军，后来他们定居在这里，看水磨，养蜂，捕鱼，做小生意，为居民粉刷房子，反正不肯务农。也许他们的上辈经历了十月革命的暴风雨，反正他们在中国是逍遥自在，自成一格。即使“文革”高潮中，小镇桥头总会看到一位胡须黄黄的俄罗斯老头在那里卖蜂蜜和洋葱、莫合烟和莫名其妙的药品，这也正是边疆小镇的宽松之处吧。
六十年代中苏交恶时，苏方放宽了对于十月革命时期的逃亡者后代的政策，他们大多又回返到俄国去了。其中知识分子则宁愿去澳大利亚或加拿大，总之，白俄们的聚集时期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许多白俄的居民走掉了，但他们的生活习惯包括饮食习惯还保留在这里。制造土啤便是其中之一。斯人已去，风范犹存。用这种土办法制作的啤酒，其味甘甜顺畅，无往而不适，喝起来也很迷人，但是它毕竟太轻飘太可口了，太可口的东西显得幼稚，初级，没有质地。这种土造啤酒缺少的是真正啤酒所具有的那种苦涩和专注，凝聚和忧伤。而且此种土啤的制作工艺复杂，钱文不敢轻易尝试。
酸奶的制作就容易多了。钱文做酸奶是无师自通。他先用一点点和面用的酵面，置放于一小杯煮沸消毒过又晾凉了的牛奶中。二十四小时后，一小杯牛奶就变成酸酪了。钱文过滤酸酪，把带着生面味儿的面团淘汰，然后以此酸酪为酵母，将之掺入到更多的煮沸消毒再晾凉的牛奶里，搅拌均匀，二十四至四十八小时后，酸奶即大功告成。钱文饮之喜欲狂：营养，细柔，新鲜，活性，微醺，洁白与清凉不但抚摸着口腔也抚摸着灵魂。他们已经很久很久得不到这种抚摸了。在全国变成了炼狱的时刻，在人们的神经变得粗砺如荆棘之时，在什么都废黜什么都变成了非法的时候，在你要死我要活有今儿个没有明儿的时刻，钱文得享自酿酸奶之乐，钱文之妻儿得享酸奶之美味与营养，这是奇迹！什么叫神仙，这就是神仙，什么叫逍遥，这就叫逍遥，什么叫知足，这就叫知足，知足常乐，能忍自安！
家庭酿制，手工酿制的吸引力与刺激性还在于每次与每次的酿制结果不尽相同——叫做不可预见性，叫做陌生感。这正是一切工业化标准化生产所不具备的。温度湿度不同，空气含菌状况不同，容器清洁程度不同，有时候用的容器也不同，给不在酿制的牛奶加盖，密封的操作不同，再说牛奶每次的质地成分也未必相同，乃至操作者的情绪不同，各次的搅拌、指法与呼吸不同，都会引起成品的微妙差异。有时做出的偏甜，有时偏酸，有时较凝固，有时较稀薄，有时多酒味，有时无酒味，有时极白有时偏绿乃至于蓝。有时极芳香，有时不香，个别时候还会有一种奶的腥气直至臭味。遇到最后一种情况，钱文便把酸奶倒到和面的盆子里，用它当酵母发白面或玉米面，蒸馒头窝头。这样做的馒头窝头口感很好，更细更松也更营养。
然后钱文从做酸奶发展到全面做饭。比较起来，东菊比他更忙碌，她到了此地仍然教学生，虽然一会儿是停课闹革命一会儿是复课闹革命，总还要去应应卯。于是钱文负起了天天做饭的主要责任。他的做饭常常失败，做饺子的时候放多了五香粉，味道很怪。炒菜时他常常在菜快要做熟的时候发现锅太干了，便加放一点水，岂知一放水炒菜便变成了煮菜，味道一塌糊涂。在他认真地做了饭又做失败了的时候他特别不欢迎批评，愈是做坏了他愈需要表扬和歌颂。还好，东菊深知他的这一点心理，不论他做的饭如何恶劣都能甘之若饴。也有特别成功的时刻，本地是很少有鱼的，一旦从沿海地区运来了点带鱼，菜市场里就会排上长队。得知菜市来鱼后，朋友们奔走相告，生怕错过机会，但是朋友们谈到来鱼的喜讯的时候，也会开玩笑说：“只不过，人比鱼多。”是说鱼一来，排长队的人数超过了到货的鱼数。这样的苦况中，如果排了两个小时的队买到二斤带鱼，又是何等的快乐！钱文做鱼，舍得搁油，煎炸完了再炝锅，葱姜蒜辣椒花椒糖料酒酱油和醋，他都大放特放，结果收效极佳，东菊与宝宝边吃边夸奖，皆大欢喜。于是钱文也深信自己会做鱼，一有鱼就处于兴奋状态乃至颠狂状态，做之其乐无穷，食之其乐无穷，后来发展到闻鱼之腥味而其乐无穷，想到鱼而其乐无穷。只是在吃完鱼，收拾完洗涮完鱼盘子之后，闻着房间里的残余的鱼腥，钱文会感到突然的失落，觉得悲喜交集，觉得与弘一法师临终前的感受相通。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安知鱼儿被吃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烧鱼之乐？天下者汤锅，文革者炉火，小民者残渣鱼儿也。
做饭也会带来不快，问题不在于他的做饭成绩，他深知自己不是一个好厨师，他自从一九五七年以来，养成了遇事反省的习惯，反求诸己，三省吾身，他差不多都做到了，他不害怕没把饭做好。他最苦恼的是饭做好了却不能按时吃，有时候是因为有客人，有时候是因为东菊的一点工作没有做完——如写班主任总结报告等，有时候他认为是毫无道理，例如东菊正在洗脸或者正在擦皮鞋……反正菜烧出来了，摆在了桌子上了，他认为那是转瞬即逝的最佳机遇，早了菜没有烧好，晚了菜就会丧失掉那最初最美最新鲜的色、香、味。错过了最佳机遇，他会面有愠色，他会埋怨不已，错过得太多他会大发雷霆，再严重他会因此而歇斯底里。人做什么多了就会变成相应的什么，他深信这一点。做饭他操心的就是饭，他变成了大师傅，写诗操心的就是诗，他成了诗人，革命操心的就是革命，他成了革命者，改造就操心改造，他是正在改造的右派。三教九流，宁有种乎？
为吃饭时机问题，他与东菊之间出现了多次不愉快，他明白，他已经没有更多的事可做，更多的脾气可发了。
还不是因为他会做鱼，在家里形成了他会做鱼的舆论。他爱做饭了，他自认为也被认为是渐渐会做一点吃的东西了。他就希望诸事服从他的做饭，他就要干涉旁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他悟了吗？
渐渐地，东菊也对执炊来了兴趣，亏她办得到，她竟然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