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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歇业了，他还苦撑着，时不时第想出些个小招数，抵挡街头商业全走背字儿的潮流，晚年，眼瞅着茶馆撑不下去了，他不嫌丢人，打算添女招待。但是，社会的魔掌越来越紧地卡住了他的脖子，国民党党棍创办的“三皇道”要砸他的茶馆，特务们也来勒索，要他交出根本拿不出来的金条换老命，流氓们开办新式妓院，在当局怂恿下要霸占他的铺面……王利发一筹莫展，走到了人生尽头，这才明白，几十年来的小心谨慎苦撑苦熬，全算白饶，面对死的诱惑，他到底喊出了从来没敢喊出口的话：“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王利发的这点儿心理危机很有代表性，不坑人、不害人、逆来顺受、没有过高的生活要求，是当时小市民最普遍的心态。身份地位稍稍高于一般平民的小商人王利发，力求小康而不得，最后结局这样凄凉，生活在那个世道下面的贫苦市民，就更没指望了。王利发走到人生最后一站喊出来的几句话，也正是萦绕在社会底层小人物们心头的一致的困惑和愤懑。
秦仲义是个民族资本家。第1幕登场的时候，只有二十几岁，戊戌变法失败后国势衰落，他凭着一颗报国之心，变卖祖业创建工厂，想实业救国。他耗尽40年的心血办起不小的企业，觉得这样就足可以“富国裕民”。他错了，抗战刚结束，他的产业就被政府没收了，当局不但没有接着好好办厂，还把机器当成碎铜烂铁给卖掉了。眼看着工厂的废墟，秦二爷痛心疾首，怨气冲天：“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他的人生结论比王利发的还惨：“……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秦仲义有过比王利发大得多的生存能力，他立志变革中国现实，可是，他的人生也没能逃脱世道的钳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帝国主义、封建寡头和官僚买办共同控制的国家经济形势，没给他留下一丁点儿施展的空间。何况，他自视高人一头，跟大众无法沟通感情。他在黑暗岁月里单挑独斗了一辈子，终于惨败下来，也是必然的。
常四爷，在《茶馆》这出戏里，是最少受到挖苦、批判的一个形象，这跟他特定的身份、经历——由老北京旗人中间走出来的自食其力者——有相当的关系。满族出身的作家老舍，毕生写了许多带有满人性格特征的人物，可是，直到年近花甲，才破天荒头一回明明白白、理直气壮地写了一个正派、淳朴、刚直、勤恳的满族人！作者写常四爷的主要用意，一是要写出旗人下层的确有一批忠肝义胆的爱国者，二是要写出满族文化精神中也存在一些极有价值的东西，三是要反映出从清末过来的满族人，并不都是些坐吃等死的“窝囊废”。常四爷的身上体现了直到晚清时节八旗将士的多数人仍在坚守的爱国情操，打清朝末年他还吃着钱粮、坐得起茶馆的时候，就很瞧不上“吃洋教”的马五爷，瞧不上崇洋媚外的国人“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意儿”，看到鼻烟壶也从外洋进口，他心疼“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尤其是感觉到了国不国民不民的惨状，他能冲口喊出：“我看哪，大清国要完！”当局的侦探以他说这话为理由要逮捕他，他据实相告：“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还是没用，被抓去坐了一年多大牢。出狱就赶上了义和团运动，为护卫国权，他跟洋人刀枪相对地打了几仗。后来大清国到底亡了，他也并不意外，认准了这是历史的惩罚：“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句公道话！”他一生保持着满族人耿忠、倔强的脾气，不向恶人低头，不向命运让步，在民国初期到处排斥满人的时候，就像松二爷说的：“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又要咱们旗人呢！”哪怕是靠担筐贩菜、挎篮子卖花生米，照样活得腰板挺直。那么，像常四爷这么一条硬汉子，是不是能有好一点的命运呢，不是，他也照样逃不掉人生悲剧。七十多了，他还是一贫如洗，这才弄清楚：“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他预感到，这么下去，“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杀了”，他“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常四爷，一个多么希望依靠奋斗来换取国家和个人好前途的中国人，他的悲剧不是来自胆怯、懒惰，而是来自他的落伍了的观念，属于旧时代也属于满族传统的人生观，叫他总以为凭着一身正气和不服输的精神，就可以在铺天盖地的社会黑暗间闯开一条生路，这样天真的愿望根本没法实现，邪恶社会永远张着血盆大口，毫不留情地吞食着贫寒的个体的市民小人物，即使你再豪横再不肯屈服也罢。常四爷的失败，除了社会的责任之外，也因为他的人生哲学已然不合时宜。就这一点说来，他与终于跌进厄运的王利发、秦仲义，是殊途同归。
《茶馆》作品刚发表，就有剧评家批评过：“这个戏……对旧时代的某些旧人却有过多的低回凭吊之情。”这部作品融入了老舍相当程度的“低回凭吊之情”，应当说是事实，问题是，这种情感是否就是多余的或者不健康的呢？剧作家“凭吊”了不为丑恶时代所容的优秀文化，“凭吊”了苦苦挣扎而终于落败的善良人物，我们只要尊重历史，是不难体会老舍对这些凭吊对象的价值认定的。优秀的民族传统被恶劣文化环境无情地剿杀，当然是需要凭吊和鸣不平的；即便是像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这类旧人物，他们体现的我们民族的善良、质朴、奋发、隐忍、刚强、正直等美好的性情和德行，难道不值得珍惜和爱怜么。老舍历来靠拢和理解旧时代被侮辱被损害者，也最肯于把他们心灵挣扎过程中真、善、美毁灭的一面如实地写出来，这没有什么不正确的。
戏里有几个政治上很反动的人物，例如开头出现的庞太监、结尾出现的沈处长，老舍也都不是用大肆展示反动言行来刻画他们，对这类人的揭露，也贯穿了从文化角度切入灵魂的原则。庞太监露面的时刻，正是清末守旧派势力卷土重来、抡起屠刀镇压了改良运动之后，他身为阉人却要买妻完“婚”的无耻举动，看似文化怪现象，实际上这是写出反动势力行将就木还盲目狂妄、不甘心退出历史的神来之笔。市党部委员、宪兵司令部的沈处长，操着一串洋腔怪调的“蒿”字，在全剧收尾时刻走到前台，他故意把“好”说成“蒿”，是要模仿洋人讲汉语的蹩脚发音，好显得自己像个洋人，这种“文化现象”，是跟他扶植小刘麻子，要强占茶馆创办妓女公司（其中还要隐蔽着一个特务机关）的行径相伴而来的，这就等于是说：肮脏的殖民文化与险毒的政治用心，原本就是一对孪生的怪胎！
《茶馆》的文化蕴涵还体现在剧作达到了高度的风俗化。戏剧的事件发生地是北京，这里有封建帝都文化、传统礼仪文化、旗人习尚文化、北中国市井文化、半殖民地病态文化等多重文化积淀。不同文化成分，在特定时代被搅合成了既矛盾又协调、既开阔又具体的习俗氛围，散发出浓重而特别的“京味儿”。作家老舍让戏里的人物一举手一投足，都透出京味儿习俗特点。第1幕开头，茶客们“泡”茶馆，常四爷和松二爷来了，进门头件事就是把自备的茶叶交给茶房沏上，外人一看，还以为是因为他们的身份特殊，其实这是当时下层旗人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招儿，自带茶叶，要比沏茶馆里的茶，好歹省下那么一点点儿钱——他们得在生计吃紧、“寅吃卯粮”的时候，保住旗人的脸面，自备茶叶，便是个“两全”之策。可是，就是这位自备茶叶的松二爷，看到二德子向常四爷找碴儿，打碎了茶馆的盖碗，他立马声明：“盖碗多少钱？我赔！外场人不做老娘们事！”更显出旗人时刻都得硬撑着“面子”的习性。当然，故都北京的习俗长河总是在缓缓地流动着，也会不时泛起一两朵奇特的小浪花：第2幕，剧情转入了“民国”，松二爷乍一碰上当年抓他的那对“灰大褂”，下意识间忙不迭地打千儿请安，其实那是已经废止了的前清礼俗，怎奈松二爷在不期然之间又一头撞进了当初的噩梦，他来不及冷静地辨别眼前的一切，赶紧用“老礼儿”向老冤家打千儿请安，以为这才是免遭灾祸重降的惟一办法！习俗，在老舍这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