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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做得还好。与此同时，由于我能说几句英文，我也认识几个不懂中文但对中国文化、中国诗歌，或诗歌、文学本身感兴趣的外国人。有一位在德国颇为著名的作家曾对我说过他对汉学家的看法。他说了什么我不想转述。我想，汉学家中也有出色的和不出色的之分，就像中国人中有聪明人和笨蛋一样。西方汉学家并不能代表整个西方文学、文化界的品味、好恶等等，更不能代表西方的普通读者。只是由于中国诗人太依赖汉学家，而且几乎只能接触到汉学家，所以我们误以为那就是西方的全部。我听说过，甚至，见过中国诗人和作家在国外丢脸的事。但我现在没有兴致把这些事情抖搂出来。也许他们做了蠢事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汉学家们的鼓励，或他们误解了汉学家们的意思。在中国文化界，的确存在着文化倒流的情况。沈从文就是因为美国人金介甫为他写了本传记而在中国重新火起来的。后来他又得到了瑞典皇家学院的马悦然的高度称赞而更火。不是说沈从文不好。他非常出色。但从我们对沈从文态度的微妙变化，可以看出我们民族的文化势利眼倾向。
到目前为止，所谓的国际文学界，当然还是西方文学界，也就是说，如果你追求在国际上成功，你追求的当然是在西方的成功，但你追求到的，不…定是文学的成功。西方的政治起哄可以造就你的市场，西方对于异国情调的消费需求也可以造就你的市场，但这都不能证明你的文学价值被完全理解了。另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与其说西方理解和重视中国文化，不如说西方满足于选择几个中国文化符号，以便安慰自己政治正确的文化关怀。一个中国的中学生足可以就〃中国文化〃在普通西方人面前侃得天花乱坠。文化这块蛋糕就这么大，要分的人太多了。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像西方作家理直气壮地使用阿拉伯、波斯、印度和中国的文化资源那样，理直气壮地使用西方文化资源而不担心被扣上〃与西方接轨〃的帽子，我们的文学就可以和人家的文学平起平坐了；什么时候我们能和西方作家、诗人讨论文学问题，而不仅仅是中国文学问题，我们的文学在国际上就算有了一席之地；什么时候我们的作家、诗人能够不再寄希望于通过表演而取得成功，而实现另一种与西方接轨，我们的文学就有了真正的〃国际意义〃。
就我个人而言，在写作上，我越来越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写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你既不能强求别人喜欢你，也不能为了讨好别人而屈就。这样说来，所谓的评判标准，其实是在咱们自己心里。别人碰巧喜欢咱们的作品，那是咱们的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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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谭克修问（八）
作者： 西 川
13．你说过，你给学生上文学课时，讲得更多的是小说。你怎么看待目前国内的小说创作的得与失？ 如果可比的话，与诗歌比比如何？
在给学生上中国当代文学这门课时，我的确更多地讲小说。这首先是因为我要避嫌，其次是因为对学生来说小说易读易懂易把握。无论做历史的比较，还是做横向的比较，我都不认为中国当代小说的成就比中国当代诗歌的成就高多少，只是人们谈论小说的时候比谈论诗歌的时候更多一些。我想这是因为小说和市场、媒体结合得更紧密，小说借助电影、电视剧更容易进入公众视野；当然这也因为对大多数以教授文学、研究文学为饭碗的教授、讲师来说，诗歌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而且搞不好他们还会啃到一块塑料骨头。
在理论界存在着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诗歌批评搞得好的人后来转到了小说批评上，小说批评搞得好的人后来转到了思想史的研究上。此话我曾跟理论界的一两个人说起过。他们都是嘿嘿一乐。真是可惜。
在对任何事物的看法上，我都不会把它们简单地区分为黑与白。在黑与白之间存在着广大的灰色地带，这里集中了世界的全部复杂性。我就是本着这样一个态度进入诗歌和小说的。我当然读过一些中国当代小说，但读得还不够多。我感兴趣的中国当代小说家有十来位。比较起来诗人少一点，有六七位。我不完全是因为这些诗人和小说家写得好而喜欢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对我的智力形成了挑战，对我的存在构成了意义。
我虽然讲小说，但我不太喜欢简单地评价小说的优劣，我通常从某一部小说引发出一些文学和文化问题，例如关于语言的问题、关于自我的问题、关于现代性的问题，来和学生们探讨。关于语言的问题，我可以探讨呈现于长句子和短句子的不同的真理观，或失败的长句子如何抵达了成功的短句子所无法抵达的形而上学。当然最基本的是我要培养学生如何感受文学，因为我发现许多能把文艺理论讲得头头是道的人，其实对文本本身缺乏感受力。
诗歌和小说虽然同属文学，但这几十年来，诗歌和小说实际上是沿着各自的道路向前或向后发展的，虽然有时交合，但大概说来，各自还是形成了各自的小传统。我碰巧认识或见过一些极为出色的小说家，但也碰到过一些极其愚蠢的小说家，这与我在诗歌界的经验完全一致。由于我是个写诗的，我想再补充一句：诗歌界里的烂仔太多，这说明诗歌界自我修正的能力太差。史铁生曾经说过，好的小说应该像诗歌一样，但差的诗歌什么都不是。这话有点鬼头，但琢磨琢磨，还是很有意思。
200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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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西川创作活动年表（一）
作者： 西 川
附：西川创作活动年表
1963年
3月生于江苏省徐州市。父山东临沂人，母山东泰安人。时父在北京海军航空兵当兵，母为纺织厂女工。随母亲居住在徐州市民主路54号院。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
春随母亲自徐州回泰安障城老家。最初的记忆：在牛棚里看到母牛产小牛。
11月底随母及弟与大串联红卫兵同乘一列火车自徐州北上到京。火车行一天一夜，据母亲回忆，我们一路上曾得到一位姓康的红卫兵的照顾。
1969年
10月林彪一号令。备战。
11月与弟被疏散回徐州，与外祖父、外祖母生活在一起。
1970年
4月24日晚，在徐州街头望见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穿过星空。
5月被母亲接回北京。
1971年
2月在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街道七一小学上学（七一小学系海军司令部大院内海军子弟学校）。语文课学习写〃毛主席万岁〃。
9月13日林彪在蒙古国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1974年
2月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上小学四年级。这是一所住宿制学校，是当时北京所剩无几的尚能维持教学秩序的学校。但学校里也办着养猪小组，学生逢三夏、秋收，也得去农村劳动。是为〃学农〃。
6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后，得以读到作为批判材料的《三字经》。评法批儒运动展开以后，得以接触到一些有关所谓法家的历史资料。
1975年
8月批《水浒》开始，得以读到作为批判材料印行的《水浒传》，入迷。
11月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北京西四北小学学生政治儿歌的带动下，北京市所有小学生都写起政治儿歌。
1976年
开始画国画，学写古体诗。
在学校校办工厂学会开机床（切割零件）；在学校附近的豆制品加工厂帮助工人翻豆饼、炸豆腐。是为〃学工〃。
4月5日天安门四五运动。
7月唐山大地震。搬入抗震棚，书包里带着《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封神演义》、《镜花缘》，已然成为一个书虫。
9月9日毛泽东去世。作为小学生代表参加天安门广场百万人追悼大会。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8年
在海淀区少年宫、北京市少年宫学画。
10月西单民主墙出现。
1980年
给《诗刊》投寄古体诗，无回音。
3月始与中国古典文学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友琴先生交往。
12月第一次区县级人民代表选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聆听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