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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2年我就写出了《致敬》，但直到10年以后，我才看到了一篇有关《致敬》的像样的论文，而且是柯雷Maghiel van Crevel，一个外国人写的（其具体观点不论）。随后才有了几篇中国人写的有见地的论文，其中包括姜涛的两篇。一篇作品要被消化10年，这在中国是极其罕见的事。这是对我耐性的巨大考验。所幸我还没有等上20年。但《致敬》依然不是我最满意的作品。唯一写出了我的〃精神隐私〃的是《鹰的话语》。写完这篇作品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这篇作品，直到我习惯了它。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获得者、我的朋友、诗人梯姆，柳本Tim Lilburn称之为〃一首强有力的诗〃（a strong poem），美国诗人乔舒雅．克罗瓦Joshua Clova称之为〃惊人巨作〃（a tremendous poem）。2002年纽约戏剧车间的八位演员演出了这首诗。一位女演员对我说，她第一遍读这首诗时没看懂，第二遍读时认定我是一个〃疯子〃，第三遍读时流下了眼泪。我说谢谢她称我为〃疯子〃，在中国国内，我可是一个被认作讲究智性和理性的〃知识分子〃。我不想说外国人多么识货，我只期待着我的同胞的有价值的反应，但是没有。人们更经常地提到《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夕光中的蝙蝠》、《一个人老了》。《蝙蝠》还可以，但与《鹰的话语》没法比。
我对诗歌的看法与多数中国当代诗人不一样，无论他们是〃民间〃还是〃知识分子〃。我对自己写的东西还叫不叫诗歌已经无所谓了，我的工作就是写出完全属于我自己的文本。我力图给诗歌重下定义，或至少使之发生位移。当然既然我这样写了，我就必须培养我的耐心。更多的我就不好说了。我已经在老王卖瓜了，这在我还是第一次。
7．我一直认为，在同时代诗人中，你有着难得的综合文化修养方面的优势。你不担心这种文化修为会带来更多写作上的禁忌，或者会抵消掉某些创造性的直觉吗？
谢谢你认为我还有一点修养。其实我只是关心的问题较多，从事的工作不少。我的工作面铺得挺大，也许太大了。有朋友说这两年见到我的作品不多，但今年我已出版了三本书，两本翻译、一本散文。那也是一个字一个字写的呀。翻译的工作量很大。不做翻译的人体会不到其中的甘苦。我在为中国文学做别人做不了的贡献，怎么没人从这个角度想想？ 我的东西有一些较长，一篇东西可能要顶别人十来首、二十首诗。我写得又慢，可能给别人造成了一些误解。其实我是一个勤奋的人。但我事情太多。但尽管这样，我最近还是有一些东西发表。
认为读书会妨碍一个人的创造力，这是一个迷信。这在古人那里似乎不成问题。陶渊明虽然〃不求甚解〃，但依然是〃好读书〃的。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连绝圣弃智的庄子对他那个时代的各派思想也是了然于胸，否则《庄子》中不会包括《天下篇》。我所敬仰的老庞德，据威廉斯讲，是一个渊博到可怕的人。而意大利的翁贝托．埃科，研究中世纪达30年之久，还有塞尔维亚的帕维奇，他那种虚构历史的历史叙述能力是我们中国作家根本不具备的。当然，也有好诗人不读书的，比如维庸、兰波，比如加西亚．洛尔加。我们现在这个迷信可能可以追溯到宋代严羽所谓〃诗有别材〃的说法。而严羽的说法又是得益于禅宗。在中国，这可能主要是…种南方的写法。北方人或长期生活在北方的人要严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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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谭克修问（五）
作者： 西 川
如果从政治层面追溯当下〃无知者无畏〃的成因，可能我们就不得不回顾一下近半个世纪中国人对于自己精英文化的摧毁。即使是装出〃无知者无畏〃的样子，那也是对浅薄时尚的屈从。我不好这一口。
有人鼓吹过作家的学者化，但好像没人区分过作家的读书与学者的读书之不同。对于一个作家来讲，一份菜谱、一份旧歌单、一份展品简介的意义，可能不亚于一部学术〃砖头〃的意义。另外，我承认，有些书是我看不懂的，有些书是我没兴趣看的。我读书从来不为了什么，纯粹出于对世界的好奇。我读过一些别人不易找到的书，在读书方面我没有任何禁忌。一部好书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一首好诗。
但读书并不等于文化修养，而文化修养既不能保证，也不会妨碍创造力的实施。端看一个人是否能够进得去出得来。我想使我稍稍区别于某些人的是我对他人、社会、文化、自然、政治等一切大于我的事物的关怀。我也希望有朝一日我对我自己也能有一个透彻的了解。但事物的表面现象满足不了我的智力需求，我关心事物背后的逻辑理路。
我不认为文化修为会给写作带来比社会禁忌更多的禁忌。也没见哪个没有文化修为的人为我们带来过什么不可一世的作品。在写作上，我属于那种几乎百无禁忌的人。说〃几乎〃，是因为我当然有所禁忌，但这不是文化禁忌，而是文学写作本身的要求，例如我不甘于把一首诗写得像照相机说明书。人们对禁忌可能有一种误解，那就是把打破禁忌理解为一种向下的努力。这种努力固然重要，但这是对禁忌的单向理解，其实这也是一种禁忌，说得更理论一点，这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禁忌。我曾听美术界的朋友说到过一位已经过世的深圳雕塑家，此人在穿衣上真正做到了百无禁忌。别人是无论多破的衣服都敢穿，而此人是什么好衣服都敢穿，而且什么地方都敢坐，都敢躺。当然这大概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因为如果你要打破一种高级禁忌，你至少必须知道禁忌何在。你不了解，它对你就不存在，遑论打破。对我来讲，种种禁忌有高下之分，但无轻重之分，而打破禁忌的事确有难易之分。既然有那么多人选择了去干容易的事，我就干点难的吧。我知道我的工作对某些人来讲难了些，对他们简单的大脑形成了冒犯，所以他们以攻击我为乐事。
打破禁忌在某些人那里本是为了彰显个性。但个性岂是那么容易彰显的？ 我在教学生英文时讲过这样一篇课文，课文的大意是：每一个青年人都觉得自己有个性，都要背叛自己的家庭、自己受到的教育，于是每一个人都穿上了同一种牌子的牛仔裤，听同一个乐队的碟片。这是另一种对个性的消泯。按说一个人，你梦想的自由越大，你遇到的阻碍应该越多，你需要打破的东西也应该更多。那种来得太容易的个性和自由都是不可靠的。但是在目前的中国青年诗歌圈子里，对个性和自由的幻觉遮蔽了对谋求个性和自由的货真价实的努力。
8．你如何评价当前的汉语诗歌写作？ 你认为目前汉语诗歌最为紧迫的问题是什么？
在回答你第7个问题时实际上我已触及这个问题。我认为目前汉语诗歌最紧迫的问题是：1）千人一面，这意味着创造力不足；2）蒙昧主义盛行，文化视野狭窄，并为此而沾沾自喜；3）某些人依然沉浸在要命的美文学当中：4）以笨蛋的低智能冒充天才，而且奇怪的是还有不少人为这种低智能拍手叫好；5）错把写作当成闹事，谁的动静大就跟着谁跑，一哄而上地、毫无根据地骂骂咧咧；6）一些闹出点小名堂的人东西写得太烂。
但是尽管如此，有几个人的写作成就还是远远超过了新诗史上的大多数诗人。但学术界本着厚古薄今的精神，对此顽固地不予承认。
9．你怎么看待汉语新诗的传统问题？ 能否说说你的诗歌传承？
在回答意大利汉学家米娜的提问时我已较为详尽地谈到过一些对我产生过影响的人。那篇谈话曾在《星星》上发表过（哪一期忘了），也曾收入西渡编的《先锋诗歌档案》（重庆出版社，2004）。在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
关于汉语新诗的传统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看法。我想大概有几路写法：鲁迅的《野草》是一路，这也是我目前最看重的一路。鲁迅和所有中国作家都不一样，他是个敢于和魔鬼打交道的人，他作品中的黑暗似乎没有人能够将其化解。但一般说来，鲁迅不被看作一个诗人，因此他对于中国新诗也就谈不上什么影响，这很可惜。从冯至到穆旦是另…路写法，重形式，而且主要是一种从西方拿来的形式。他们为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少努力。冯至诗中对于生命的精神关照强于穆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