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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相矛盾的人
作者： 西 川
一个自相矛盾的人反倒是一个正常的人。那么这个时候是谁在坚持这种自相矛盾的权利，是艺术家，是诗人。我又想做那件事，我又不敢肯定一定能做得好或者我能够得到一个好下场。这种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正常的，或者是我们应该维护的人的一个基本权利，对我来讲这就是人道主义。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说它是不人道的？ 就是因为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当我们强调一种可能性的时候，这个社会肯定要陷入灾难。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只能穿一种衣服，女孩子只能梳一种小辫，男人只能剃一种头，我们都穿解放军球鞋。它要求生活的极端纯洁。任何原教旨主义要求极端纯洁的东西，所以我都反对，因为这种东西是反人道的，这种东西在中国总是用一种可能性压制多种可能性，这种观念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不仅仅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文化大革命之前也是这样的，1949年以前也是这样。到了现在虽然我们在说搞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但是我们的社会道德观依然是一种可能性压制其它可能性。比如说挣钱，挣钱变成了唯一的可能性之后，社会就变得不正常了，就变得疯狂起来了，任何时代出现一种可能性的时候，这个时代都会变得疯狂，因为它不承认别的可能性存在。比如说他是一个老板，他就不承认写诗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他就认为，咳，写东西既不能救自己又不能救社会。作为一个文明的人，一个文明的社会，你就不应该依然像个纳粹，依然像一个专制者一样。有一种很可笑的情况，在中国特可笑，就是越是随着社会地位往上走，他认为自己掌握的真理越多，他认为他的真理越是真理。这时候他不承认他可能是一个对真理一无所知的人。我们触及到这个问题还有点意思，虽然抽象点，但这是一个问题。
西方与中国的相互误读导致了什么？
《圣经启示录》当中提到过海中恶兽，有些西方人认为这海中恶兽指的就是中国人。所以西方以前对中国还是害怕的，西方说中国是〃黄祸〃，它一直对中国怀有恐惧。另外一方面，西方对中国又有一种神话性的幻想，以满足西方人对异国情调的向往。有钱人吃饱喝足了，就需要有异国情调了，我们也一样。以前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吃饱喝足了，要泡吧了，我们泡吧也是为了有点异国情调。
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印象完全是矛盾的，尤其是马可·波罗，马可·波罗在历史上到没到过中国一直是个悬案。有些人认为他到过中国，有些人认为他实际上没有到过中国，因为《马可·波罗游记》当中，有些事情是他自己瞎编的。而且在中国的正史当中没有提过马可·波罗一个字。所以马可·波罗到没到过中国还是一个存疑的问题。有些人认为他可能到过波斯，他是从波斯类似导游手册的这种东西中抄了很多东西。何况在监狱他是跟一个叫鲁斯提塞罗的人关在一起。鲁斯提塞罗是一个小说家，他们俩合作。马可·波罗就吹嘛，鲁斯提塞罗就把这些整理成一本书，这便是《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使西方对东方产生了一种神话般的幻想，这种神话般的幻想在欧洲的启蒙主义时期达到了顶峰。伏尔泰就变成了我们现在说〃全盘西化〃一个〃全盘华化〃论者。所以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要把社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变成中国乾隆朝那样的社会。他们认为那是个了不起的社会，因为那个社会没有世袭。一个人通过科举考试，会点诗那个时候会写点诗有用写点文章，通过一个考试，就会变成一个官员。他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重视文化。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流行着一首歌，大意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地方。可以说，法国人对中国神话般的幻想导致了他们对自己的革命，但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产生的这种世界意义呢，又被中国知识分子拿了回来，这种现代的思想，民主的思想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文化当中把这种现象叫误读，misunderstanding，误读。西方对中国的误读导致了什么东西？ 中国对西方的误读导致我们产生了什么东西？ 文化交流有的时候不是在正确的理解之上，而是建立在错误的理解之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而人类的创造力，精神创造力等等这些东西和误读是很有关系的。这在西方当代思想理论当中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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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尴尬
作者： 西 川
1995年我去了一趟欧洲，我对比利时的根特这座小城市印象不错。回来后我写了首诗，名叫《另一个我的一生》。如果我生在比利时，我会怎么长起来，我十八岁的时候会干什么，二十岁的时候会干什么，我就写了这么一首诗。在这首诗里我说，我会在一个花园当中尝试着用拉丁文来解释东方的专制主义。实际上这是解释不清楚的。我用拉丁文解释专制主义，只能满足我的学术要求，并不能够真正地理解中国这个社会。在这样一个国家，从经济上讲一个欠发达的国家，我们不得不肩负两种道德：一种是生存道德，另外一种是文化道德。这是一件非常难办的事情，就是说我要谈我们的文化道德的时候，必须向我的老祖宗的文化负责任。李白、杜甫、屈原、贾谊等等他们是存在的，而且他们对我是有意义的。中国有这么多的古典名著，我不能无视这些东西，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文化道德；第二就是我生存在这儿，你比如说我住在一个平房里，冬天也没有暖气，也没有自家厕所，我的院子里乱七八糟的，我的房间非常小，这个时候我还面临着我的生存道德，就是我还不能完全变成王维。西方诗人都喜欢王维，觉得那是一个真正的东方诗人，提供了一个高级的审美范例。但是我的写作不能写成王维那个样，是因为我存在着，我首先必须面临我的生存道德，这个时候如果西方人指责我对于我的文化道德不负责任的话，那么我只能回敬他，我首先必须向我的生存道德负责，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应该好好想的问题。我们经常看到中国的艺术家到西方，不管他在国内是多么先锋派的艺术家，可是回来以后就不是这样了。回来以后他扛着摄像机专门照最中国化的东西，故宫的角楼呵，书法呀。包括我们的电影也一样。搞这种东方符号嘛，异国情调嘛。这样实际上在他的脑袋里更多的是文化道德，这个时候他的文化道德被释放了出来。而他的生存道德，由于他已经离开这儿了，由于他已成名了，由于他已经不再是普通人了，生存道德对他已经不重要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中国艺术当中、文学当中、诗歌当中很多问题实际上都在这儿出现了。这是一个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当中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因为我们的处境就是这样一个处境。你的文化处境，你的生存处境，它直接导致你采取一种什么样的道德方式来面对这个社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尴尬
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尴尬。在我的整个生存状况中，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八十年代我不感到尴尬，因为那时我有明确的目标。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我觉得非常尴尬。譬如说，在身份上就非常尴尬，你是一个什么人？ 你是一个舞文弄墨的人，也可以放宽点说，你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什么叫一个知识分子？ 一个知识分子意味着你必须有你的道德立场，你必须有你的独立性，你应该是个有批判色彩的人。而且不论你用什么媒介，你应该向别人宣讲这个世界上重要的事情，或者你发现了哪些问题。但是，实际上在中国当代社会中，你发现你做不到这一点，或者，你想这么做，但没这种可能性。你给谁说呀？ 谁也不听你的，报纸也不会发表你这套观点，所以这是你身份上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