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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崇高心力反抗平庸秩序的关键。他发现平庸秩序并不值得反抗，因而他把自己现代化了；他盲目地游荡于时间现在的肉欲之途，并从一切负面事物中发现了颤抖的快乐。对于后来的马拉美，波德莱尔不会喜欢他的洁癖，但马拉美乐于引波德莱尔为同道，是由于他由〃厌倦〃而生的〃逃遁〃企望正与波德莱尔的〃游荡〃差可映衬。马拉美诗艺精细，精细到将诗歌四周的空气抽光，这妨碍了他的创造力。论创造力韩波大于马拉美。瓦雷里对韩波的评价是：〃歌德毕生追求的东西韩波靠直觉就抓住了。〃但正因为如此韩波的创造力不可能持久（16岁到19岁）。他像天上的礼花，只在瞬间将清爽的童年挥洒到极限。与上述三位同属象征主义的爱尔兰诗人叶芝则将心智向社会历史与神秘玄学敞开。他将个人生活投入历史，又将历史打造为幻象。在越过了唯美的门槛之后，他的语言变得硬朗、老练又透明；他的贵族化的内省气质在民间化的戏剧因素调剂下变得色情起来，从而废除了绅士淑女的〃乔治亚诗歌〃。奥登对叶芝的评价是：他终于活成了〃泥土的贵宾〃。在20世纪的西方诗人中，T．S．艾略特无疑影响最大。说来奇怪、他又是这些人中最保守的一位：反民主、反人文主义、反浪漫主义、反犹太主义。对他来说，诗是〃对于个人情感的逃避〃，这似乎〃客观对应〃了他诗中那些无精打采的人物。他发表于1922年的长诗《荒原》，通过堆砌场景片段和引文，对称了一次大战后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的精神凄凉和社会混乱。在他后期发表的《四个四重奏》中，他进一步表达了他忧心忡忡的哲学思想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艾略特的优点之一是，即使在他最枯燥乏味的诗歌段落他也能保持住语言的弹跳力。通过研究艾略特的方法，我们可以穷尽艾略特，可他的老朋友，他某种意义上的老师庞德，我们却无法穷尽。庞德是一个〃渊博到可怕的人〃（威廉斯语），但不同于艾略特，他从来不是个学院派。他热情洋溢，观念常新，在道德上信服中国的儒家思想，并煞有介事地找到一种混乱的经济学作支撑。在其欲与《神曲》一争高低的《诗章》中，庞德将个人际遇、历史事件、引文和杜撰之语横肆拼贴，使病态的文明受到创造力的切割和重塑。本质上说庞德是一位抒情诗人。在他最清晰的时刻，其语言喷薄而出。而他最令人不可思议之处在于他把英语变成了他自己的语言。庞德的大学同学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是使现代主义美国本土化的代表。他使用精细的口语实践了他〃客观〃的原则。而他心仪的华莱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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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世界诗歌一千年（11）
作者： 西 川
史蒂文斯诗风既简洁又富于暗示，诗艺高超到不合时宜。他反复冥想〃秩序〃和〃上帝观念〃的去向，并以巨大的勇气说出：〃作诗即是诗歌的主题。〃若论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及其所含有的现代性焦虑，更老一点儿的里尔克的作品或许更值得我们驻足。里尔克早年诗艺平平，中年以后心中耸立起〃阿波罗神殿〃。他诗风忧郁、敏感、内向又广大，将冥想和祈祷投向少女、天使和自然：他像艾略特一样关心基督教，但他所关心的是基督教个人主义，而这种关心导致他对于圣子和圣子世界的摈斥，于是存在变成丁刻骨铭心的事。〃愿我有朝一日，在严酷的认识的终端，向赞许的天使高歌大捷和荣耀。〃在《杜依诺哀歌》和《致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中，里尔克承认了一个独在的、以死亡为核心向外扩展的此岸世界，他最终抵达的是空间的而不是时间的永恒之境。20世纪的西方诗歌是在反浪漫主义的背景中建立和壮大起来的。尽管浪漫主义与抒情是两回事，但传统抒情手段毕竟受到了质疑。这时新的抒情方式借特拉克尔和加西亚·洛尔加得到确立。特拉克尔的抒情极具个人色彩：幽暗、尖锐、神经质，受到乱伦意识的骚扰，处于崩溃和疯狂的边缘；加西亚·洛尔加的富于安大露西亚民谣韵律的表现欲极强的诗歌则明亮、跳跃，屑民族化抒情。20世纪的拉丁美洲诗歌通常被看作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一部分。在此我们仅以三位诗人为例，他们分别获得了独特的处理事物的能力。聂鲁达知道怎样处理风景，他甚至把历史也作为风景来处理；博尔赫斯则把时间和历史处理为梦境，他写出了梦的迷宫；我本不喜欢帕斯，可能是由于中译文的缘故，但后来在读到莱维托夫和厄普代克的英译文后（抱歉我不懂西班牙语），我意识到我的愚蠢：帕斯有处理思想的能力。
二十七
正如本文在第24节中所提到的那样，末世论在西方激发出虚无，在东方掀起了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大大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同时在文化领域，它使得俄国的现代主义者既成为西方意义上的异端，也成为革命意义上的异端。俄国一向存在着两个首都：莫斯科和彼得堡。十月革命的胜利要求每一位俄国诗人在精神上做出选择：选择莫斯科还是选择彼得堡。那些选择了莫斯科的人顺理成章地大红大紫，那些选择了彼得堡的人（非指选择居住在彼得堡）则活成了〃苦难的化身〃（阿赫玛托娃语），这使得后一类诗人的作品获得了巨大的道德感召力，这种道德感召力不仅来自他们对生存所抱持的信念，也来自他们对于传统的诗行、诗节、音步、韵式，以及修辞、语速、象征、想象等所抱持的信念。布罗茨基在评价阿赫玛托娃时称她不怕使用传统形式和写别人写过的题材。而形式的严整对于曼杰施塔姆来说已经成了一种信仰。从某种意义上说，阿赫玛托娃、曼杰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和后来流亡美国的布罗茨基都是古典主义者。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将东正教祷文与情欲、禁欲、犯罪和救赎混合在一起，从对作为女性的个人内心世界的书写转向对于人类命运的探究和对尊严与创造力的维护。她的《安魂曲》和《没有主人公的歌》与历史的大变故和个人深重的苦难岁月相对称。曼杰施塔姆天性不屈不挠，在恶劣到极点的环境中，他跳荡的想象力一直铺展向但丁和古希腊世界。茨维塔耶娃认为：〃文学是靠激情、力量、活力和偏爱来推动的。〃她的诗歌具有简洁有力的韵脚和暴雨般的节奏。帕斯捷尔纳克则成就了一种容纳世界的艺术，在他的诗歌里充满偶然和运动。他深入存在中的个人正义等问题，以个人之力承当了历史重负。……面对如此辉煌而无用的人类精神成就，我们最好默然领受，而我却说了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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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世界诗歌一千年（12）
作者： 西 川
二十八
到19世纪末，即使世间没有末世论，亚洲也到了它的末世。这一方面可归咎于来自西方的殖民掠夺，另一方面也要归咎于亚洲自身肌体固有的疾病。但是面对末世，亚洲人不愧拥有古老的文化：古老的轮回说终于在历史时间中派上了用场。不过，轮回说在救了某些人的同时又害了另一些人。在辜鸿铭、梁漱溟等人看来，现在轮到亚洲人以自己的文化去拯救身陷末世的西方人了！这种奇思妙想既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印度。在中国，它主要存在于自得其乐的圣道传人中间；而在印度，它却几乎是思想家、艺术家，诗人、社会活动家的共识，这其中包括泰戈尔。西方人乐于聆听东方贤哲所发出的声音，不管这声音有无道理，它既来自远方的异国，便相当悦耳。于是在1913年，泰戈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泰戈尔的确是代表印度获此殊荣，因为他身后站着罗摩克、里希纳、辨喜和阿罗颇多·高士，而当时印度社会的凋敝与混乱不亚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凋敝与混乱。救不了自己的人，带着智慧与尊严去了别人的村庄，大概还是能拯救几个从本庄投胎转世去那里的人（这种逻辑并不奇怪：冠军的老师可不一定是冠军）。相比之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人要焦虑得多，轮回说造就了梁启超的〃少年中国〃，促成了郭沫若的〃凤凰涅槃〃。而劳苦大众从《国际歌》听出了历史思想意义上的或别尔嘉耶夫意义上的末世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二十九
所以20世纪初中国人的思想里混合着末世论与轮回说。这一西一东一论一说给青年带来了希望。耐怀抱这种希望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