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量的空儿都没有……
一切，都过去了。一切，他们都不需要。只需要一个简单而又简单的道理：杀人者偿命。
连续三天，王欢茹领着母亲来到这里，向人们哭诉着。十二月西宁的街头，寒风凛冽，只见血衣飘飘，哭声阵阵，一缕缕被风撕碎，散落在天空那沉沉的云中……
不远处，便是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墙之隔。法院关闭了前门，只开后门。人不敢从前门出入……
12月19日。她又到省高院。在传达室一填表，见她的名字便不让进。她扬着血衣，二话没说，闯了进去。几天下来，她俨然变成另一个人。她要进去问问清楚。
结果：没有结果。
五
第二年1月2日，王欢茹带着母亲和大弟进京告状了。
6月，王欢茹一家三口便找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接待站。站前已经排了一溜长长的队伍。上告的表格发完了。隔天，王欢茹和母亲起了个大早，六点钟就赶到了接待站。等呵！等呵！等到开门，等到叫号。好不容易叫到她了。她进去说。弟弟的死，她不知说了多少遍。她练出来了。她不怕。不管在什么人面前，不管人们爱听还是不爱听，她都要说，而且，每一次诉说中，都止不住泪痕满面。
正在她向接待员倾诉着的时候，一位披着件呢大衣的老头进了屋。他站在一旁静静地听完，把接待员叫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接待员回来，对王欢茹讲：“刚才来的是我们首长，他让我先对你进行慰问，保重好身体。你先回，我们给你写封信，你去找省高院。”说罢，他立即写下一封信，要求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杨小民案件认真复查，严肃处理。最后，盖上一枚朱红的大印，像跳跃起一朵火苗苗。
王欢茹带领着母亲和弟弟连夜兼程，直奔西宁。他们满怀希望找到省高院，一位高高个子的工作人员看看他们，又看看那封信，用纤长的手指轻轻在信纸上一弹，漫不经心地说道
“这种信我们一天不知接到多少封！”这便是往返奔波几千里，倾囊而尽九百元，冻坏了手脚，望穿了眼睛而得到的回答！
全家人先后找了省高院院长杨树芳一共十一次，都被接待室人员挡驾。最后，母亲独自一人去了，她苦苦哀求，几乎要下跪：“同志，你看我这么大年纪，就让我进去见一见杨院长吧！”
院长大人高坐公堂，气宇轩昂，义正辞严：“这个案是我判的，我负责！”
“杨院长，为什么要这样判，你也和我说说清楚呀！”
“那好，我对你讲，有五条原因：一，起因是小事；二，案子发生时房子里的事复杂，谁也说不上来；三、你说儿子死在床上，据我们了解不是死在床上的；四，你说儿子被捅了21刀，我们了解是14刀；五、你儿子王强平常表现不好，杨小民表现好……”
母亲急了，立即反驳：“是小事，杀人就可以吗？房子的事复杂？那么说，杨小民倒受冤枉了？就是十四刀，难道还少吗？难道杀人就可以不偿命吗？……”
院长不耐烦地打断了母亲的话：“你不要再讲了！这是我判的，我负责！”
王欢茹回到家，听说辛辛苦苦进京一趟是这样的结局，便说：“我去找一趟杨树芳！文化大革命时他倒霉的时候，就下放在我们水泥厂。我认识他。”
凭着以往的患难之情，王欢茹找到杨树芳。落难之际，杨树芳曾受到水泥厂工人们的保护。谁知现在一阔脸就变，他假装不认识王欢茹，翘着腿，翻着文件，连眼皮眨都不眨一下。
“杨树芳，你别装不认识我！你倒霉的时候还不如我呢！人民相信你，才让你现在当法院的院长！你不要这么神气！”
气坏了！王欢茹冲杨树芳嚷嚷一通之后，出够了气。跑了出来。走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止不住哭。
与此同时，污水和威胁正向她和全家袭来。她家的人死了。罪人反倒成了自己。
最甚不过的是，有一个自称姓刘的人跑到家里，把王欢茹叫出屋，挟胁道：“你听着！你弟弟死了，也不能活了。你要和杨家搞好关系，彼此以后也有个照应。你把眼光要往远里看，别再告了！”
别再告了？既然告了，就破釜沉舟，豁出个鱼死网破！她和全家人连着给全国各大报纸、各大司法机关发出的告状的挂号信就有一百余封，平信就更不计其数。告！告杨家！
父亲只好提前退休了。拿了二千元的退休费。还清了第一次进京告状借的九百元钱，其余的全部交给王欢茹。王欢茹带着这一笔沾有父亲体温的血汗钱，领着母亲，第二次进京！
六
五十多天过去了。一千多元打了水漂儿。这次告状还不如第一次收效大。王欢茹曾十几次到高级人民法院申诉：“你们说的话，发的信也不算，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谁能告诉她？
她坐上西去的列车，怏怏归回她的工作单位，她哪里会料到，另一个意外的打击正在前面虎视眈眈地等待着她呢。
丈夫离去了。家里的东西，除了剩下一张单人床的空床板和两把凳子以外，全部搬得空空如也。就连她换洗的衣服也没有留下一件。房间一下子显得空荡荡的，她一时觉得头晕目眩。
他们是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的。婚后，逐渐产生了矛盾和摩擦。王欢茹自弟弟死后，与丈夫的裂痕加深了。老公公与法院院长杨树芳是老关系，起初好言相劝：“欢茹呀，你不要再到处乱告了，人家是当官的。”王欢茹没有听，丈夫不大满意。以后，当王欢茹站在大十字中心，抖动着弟弟的血衣，向众人陈情哭诉时，丈夫的不满加重了：“你一个人在大十字张牙舞爪，丢尽了我们家的脸！”
再以后，王欢茹第一次进京告状回来，没有得到丈夫的一点儿安慰，相反却是一张冷若冰霜的面孔。半年多，他没有回家，把王欢茹和才三岁的女儿孤零零地抛在家中，独守空房，面对孤灯冷壁，与高原上刮来的干燥的寒风厮守相伴。
一切，应该有个预料。可是，王欢茹没有往这样的坏处想。连自己的丈夫都可以和自己同床异梦，她还能相信谁呢？屋里，都搬空了，连墙上的画都摘掉了。甚至连铺在窗台上的瓷砖，一块块都被取了下来，一块块摔碎在地上。王欢茹的心也碎了。
孩子，他不要，她要。抚养费，她一分不要。她只领到了一次性的补助损失费五十元，一分钱没剩，给小女儿买了两套衣服。刚结婚时，她曾向他家借了二百元买了辆风凰牌自行车。她攒齐了钱，抱着孩子去了他家一趟，把这二百元钱还给他。一切旧账便了结了。她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家庭，却也像失去了羁绊，浑身轻松了。她不会退却。她还要告！为了弟弟！为了正义！为了一个最简单的真理！
七
当一个人把生死与荣辱都置之度外，弱小的心便会激起巨大的力量！凡是省里召开任何大的会议，或是中央来了任何首长，王欢茹都要带领全家去胜利公园，找他们告状。
胜利公园的服务员几乎都认识了王欢茹，都格外同情她，也佩服她。只要是有会议召开，服务员都为她开放绿灯，让她进去，并且告诉她各代表团住在哪个房间。她便先进去观察一遍，认清房间，摸准时间，然后带领全家破门而入，不管人家是否正在开会，开会更好！她和年迈的父母，和姐姐，和大弟，“扑通”，全都跪在各位代表面前。她再把打印好的材料发给大家。最后，由她抖动着弟弟的血衣，向代表们控诉弟弟被害经过。长到这么大，第一次屈膝，心里的滋味是难以言说的。看着年龄比自己大三十岁的父母也给这么多人下跪，她心里更是如火焚烧。她想哭，又竭力克制自己不让眼泪滚落出来。
代表们无不义愤填膺。一个青春正茂的弱女子，若不是走投无路、哭诉无门，怎么会带领全家人跑到这里跪告呼冤？但有一分天理良心的人，都感动了。
在这期间，王欢茹一家又一连进京告了两次状。前后四次，车费、房费，北京东西又奇贵，前后已经花了近八千元。卖掉了一辆凤凰车，两块准备给弟弟娶亲用的英纳格手表，还有一台星球牌收录机和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家里家外，值钱的东西就是这些了。该变卖的，都送进了委托商店。父亲因此事患了胆囊炎和高血压，母亲得心绞痛。王欢茹一家为了告状，真真是闹得家破人亡。立在北京新华门前，她真想冲着飞驰的小轿车奔过去，给他们跪下来，拦车告个御状。细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