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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讲一下静功的时间规定。凡集体炼功，可以静坐为主，半个小时之内，不见效验，真正的效验一般发生在半小时之后。因之内丹筑基功入手，起码要一小时，即丹经中讲半个时辰。第一年每天从半小时渐增至一小时，随后逐日增加，一步紧似一步，第二年则增至二小时（即一个时辰）。如此逐年增加，由一小时至四小时，再至六小时，其静坐时间以此为限，应动静调节，但须日日炼功，不能间断。丹家直炼到每日六小时连续静坐，如此气满不思食，神旺不思睡，精气神由后天转为先天，相互打成一片，炼作一团，自然达到结丹的仙人境界。人们可以发现，随着丹功的进程，静坐时间越来越长，饮食则越来越少，最后食睡全无，息停脉住，才是真正的〃活死人〃功夫。
以上所论入室行功诸事甚明，有志修道者须知道家最重功夫，功夫全靠实证，如不立大誓愿，不下真功夫，一曝十寒，随意间断，在官场、商场、情场上脱不开身子，仍属尘缘未断，是难以进入丹道之门的。然而丹道之门，亦有多途可进，〃条条大路通罗马〃，并非仅有一派丹法可行。佛陀十大比丘弟子，成佛途径各异，阿那律失明，修成天眼第一；观世音耳聋，以天耳通证菩萨果；《楞严经》十种仙，成仙途径亦各不同。佛法如此，道法也不例外，否则内丹学岂能有这么多门派？因之我认为，真师真诀，无法教会那些没下死功夫的庸人。真师真诀只是一种机缘，能否得遇这个机缘，依哪条路修成正果，创立什么门派，全在于学道者自己的悟解和狠力摸索。学道者摸索的途径不同，悟解丹经或真师点化的焦点不同，便是形成诸多丹法门派的原因。
第五部分 1。斯人在思：直接同先哲对话（1）
附录一
斯人在思：直接同先哲对话——
记叶秀山教授的爱智境界
胡孚琛
我初次听说叶秀山教授的名字，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广州中山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这倒不是我读过他的书或看过他的论文，而久慕其名，因为我那时还是一个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对哲学界特别是西方哲学领域的情形所知甚少。我在〃文革〃前是南开大学化学系的学生，〃文革〃后原南开大学校长、先师杨石先教授介绍我考取了原中山大学副校长、物理学家黄友谋教授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是自然科学史和科学方法论。指导教师还有哲学系的张华夏教授和杨维增教授等、物理系的关洪教授等多人，因此我对这两个系的教授接触较多。我是一个不拘一格的人，在中山大学和哲学系的李锦全老师、丁宝兰老师、罗克汀老师、中文系的王起老师、商承祚老师、电子系的邓鲁阳老师等建立了很深的友谊。
罗克汀教授是西方哲学领域的资深学者，他二十多岁就被聘为教授，20世纪30年代以来和侯外庐教授合作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写了不少书。罗克汀教授性情豪爽，敢做敢言，因之在1957年中了官方〃引蛇出洞〃的政治圈套被错划为右派，不得已改行研究远离政治的西方哲学，执教于中山大学哲学系。叶秀山教授的名字是罗克汀教授最先告诉我的。罗克汀教授作为院外专家参加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泽厚先生等人的职称评定，对哲学所那批学者的学术水平非常熟悉。罗克汀教授叹息说，他幸亏是在建国前成名的，建国后至〃文革〃，是一个没有哲学家的时代。那时中国哲学的研究仅限于给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等古代哲学家划定〃没落奴隶主阶级〃或〃新兴地主阶级〃的阶级成分，或将古人的学说扣上〃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政治帽子。〃陆九渊、王阳明是主观唯心主义，朱熹是客观唯心主义，王夫之是自发的朴素唯物主义〃这段套话，竟然是某特殊贡献专家的最高研究成果。西方哲学专家只能整理材料或进行〃革命大批判〃，马列专家也不过是给中央领导人的话作诠释，发表些紧跟政治的应景文章。我刚进中山大学，就听说〃文革〃后期广州美术学院的李正天、李一阳、王希哲三个青年化名〃李一哲〃写了一张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最早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民主与法制〃的政治体制，其中有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是〃在中国一个大脑代替了八亿个大脑〃（那时中国人口数字号称八亿）。当时这张大字报轰动了整个广州社会和高等院校，被北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现后将其打成反革命逮捕法办，直到〃打倒四人帮〃后好久才放出来。显然，在〃一个大脑代替了八亿个大脑〃的年代，中国是出不了哲学家的。
然而罗克汀教授却预言中国出哲学家的时代快要到了。当时罗克汀教授对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教师很少期许，他看中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他历数了哲学所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出生的一批学者，说叶秀山先生还年轻（他称之为〃小叶〃），对西方哲学的理解最贴近西方哲学家的本意。西方哲学不是我的必修课，但罗克汀教授要求我必须听他讲授的〃现代西方哲学〃课程，他认为哲学是人类思想的精华，一个民族兴旺不兴旺，有没有智慧，首先就要看这个民族哲学家的思想水平。罗克汀教授认为要研究中国的学问，两方哲学家的思想是必须借鉴的，不然就没有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也难以在学术史上成一家之言。他说，西方文化的精华集中在西方哲学家的思想里，不对这些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就不能真正引进高层次的西方文化，也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据此，罗克汀教授认为，〃中国的哲学家，必然会在那些懂西方哲学的学者中出现。〃
第五部分 2。斯人在思：直接同先哲对话（2）
记得我有一次缺了一次课，罗克汀教授非叫我晚上到他家补课，一直谈到深夜摸黑回宿舍。后来他不断邀我晚饭后到他家聊天，每次都谈到深夜。中山大学是个有山有水有树有草的大花园，南国的深夜是迷人的，校园里有许多通幽的曲径，一对对情侣出没其间。当时全国还没有实行硕士、博士等学位制，更没有这么多大学招考研究生，因之在〃文革〃停滞十多年后从几代青年中选拔出的开头几届研究生被广州人看作当代青年的精英，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女演员带着照片到中山大学找研究生做朋友。广东省本来是孙中山先生发动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有着深厚的自由、民主传统，又因毗邻港澳，在〃四人帮〃专制统治结束后，人们的自由、民主意识开始苏醒，新一代大学生和研究生也不断被从港澳传来的新思潮、新风尚所激荡。当时校园里流行着一句话，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最不道德的〃，因为〃四人帮〃统治时期人们的婚姻大多是家庭出身、阶级成分、政治面貌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决定的，不少考入中山大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抛弃了曾在那个荒唐年月与自己患难与共的妻子，于是长满含羞草的树丛间在萤火虫环绕下拥抱的情侣多了起来。当我深夜沿着小径穿过这美丽如画的一个个树丛时，心想自己人到中年又来南国和20岁左右的青年男女一起读书，人生真如谜一样，然而〃爱情〃这个字眼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毕竟太奢侈了，当务之急是赶紧把因〃四人帮〃玩弄政治游戏和社会实验而丧失的青春再夺回来，如饥似渴地增加着自己的学识。
1982年钱学森教授建议我改行研究道教内丹学，并在全国开展内丹学的调研活动，以便为他倡导的人体科学作出贡献。由于我在《文史哲》1983年第6期发表了《中国科学史上的〈周易参同契〉》一文，王明先生来信邀我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我在征得杨石先老师同意后，由他写推荐书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4届的博士生。这届博士研究生全院一共录取了30人，组成了首届博士生班（1984级），大家住在一层楼上，我被任命为班长。当时我院一些在国内外久负盛名的老专家大多健在，博士生导师都是著名学者。84级全班仅有一个女生，叫王友琴，是文学所的；其他如郭树清、樊刚、王逸舟、左大培、忠东、王卡、金正耀等，尚属年富力强，仅有我和张承耀是近不惑之年才考取博士生的。我在全班年龄最大、党龄最长、阅历最丰富、在地方政府任过职，说不定这是任命我当班长的缘由吧！哲学系的学生有我（导师为王明）和郭小平、韩水法（导师为杨一之）、杨君游（导师为贺麟）、赵士林（导师为李泽厚）等几个人，而当时研究生院哲学系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