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三月多斯向当地政府部门打听他的情况，有关官员告诉他，罗布尔的问题并不严重，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厄内斯特告诉多斯他曾经同反间谍的主要人物柏普昆塔尼拉私下谈过，说罗布尔将受到公正的审裁，问题是在战地军法审判之后，罗布尔已经被处死。佐西赫布斯特对海明威说，据她所知，昆塔尼拉要嘛是上了别人的当，要嘛自己撒谎。不过，他毫无疑问是属于后者。海明威听了十分吃惊。可是一下子又说，罗布尔犯了罪，他表示要把这消息告诉多斯。
有一次，各国记者集体参观杜范公爵的城堡。吃中餐时一些外国记者应邀同几个俄国人共桌吃饭。厄内斯特借机把上述消息告诉了多斯。多斯听了大吃一惊。他无心吃饭，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摆在面前的盘子，坐着一言不发。返回旅店后，厄内斯特向多斯挥了挥手，便迳自往房里走。对他来说，他要办的事就已办完了。十五个月后，海明威把多斯继续对罗布尔的信任归诸于一位有自由思想十分典型的美国人的善良和幼稚。海明威这种傲慢的判断反映了他为在马德里的一大群人中有自己贴心的密友而自豪的态度。
海明威时常定期到盖洛德旅店去。这个地方是俄国派驻西班牙人员的社会活动中心。他在那里进进出出的次数多了，车辆出入门道，持枪的守卫认识了他。他只要招一招手，就可大摇大摆地走进那大理石的厅门，从容地登上慢速的升降机。开初，他并不喜欢这个地方。他觉得，对这个处在被围困的城市来说，这里食品和饲料的供应之多，简直超过常规。活动也太频繁。人们接触谈话也离不开冷嘲热讽。尽管如此，他仍常常到那里去。他相信，只要他用心听人讲话，就可能比较准确地获取一些讯息，知道战事发展的情况。果然，过不多久，他发现，西班牙的许多军事将领接受了苏联的军事思想训练。例如，格里西亚师师长恩里克·利斯特俄语讲得很流利；统帅一个军团的朱安摩德斯托在彼都桑塔马丽阿地方以前从未学过俄语，现在竟讲起俄语来了。一个曾在西班牙外国兵团当过军士，名叫坎普西诺的人现在当上了旅长。此人留着黑色络腮胡子，嘴唇又厚又黑，目光如火，谈起话来，三句离不开本行。但厄内斯特耐心地注意听。
在盖洛德，为海明威提供情报的人主要是苏联真理报记者米克海尔高尔特索夫。他的皮肤白里透红，面目表情多变，戴的是牛角眼镜，留着一头卷发，显得很年青。海明威说，高尔特索夫知道他的美国朋友不会轻易倒向俄国一边。但他把海明威完完全全当作一位作家看待，所以他才愿意把一些真实情况告诉他，作为他以后写作的资料。有天晚上伊尔亚爱伦堡发现海明威在高尔特索夫房间里，神情忧郁地喝着威士忌。爱伦堡走进房间同他寒暄几句之后，使用法语问他拍回国内的电报是特写报导还是新闻电讯。可是他把“新闻”两字说成“小说”。海明威一听火冒三丈，随手抓起威士忌酒瓶威胁要打他，爱伦堡吓得要命。旁边的人立即出面调解。解释了误会，结果双方哈哈大笑，言归于好。即使引起了这场小小的风波，爱伦堡仍然觉得，海明威基本上是一个性格开朗，快乐的人。他热爱生活，特别喜爱谈论钓鱼和打猎，常常一谈就一两小时。他煞有介事地谈起他即将拍摄的电影，并希望能顺利完成。他参加过战争，爱伦堡心想，“立下功勋，历尽危险，差点丧命。”他每天所看到的人都是视死如归的。
“他重新获得了生命，恢复了青春活力。”
以上这些话正好说明那年春天海明威发生的事情。他此时的思想状态正好同很久以前在意大利的时候相同。不久前他在《非洲大陆的绿色峰峦》一书中，谈到“同志之间的欢乐和安慰，”战友之间的兄弟情爱。在战争之后的年代里，为了寻求安静孤独的生活，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摒弃了。在他全盛时期，陪伴着他的主要是困难和危险。现在海明威想全力以赴，毫不自私地为西班牙人民以及他们的事业作出贡献，与此同时，积累经验，使自己在创作上获得更大的成就。
西班牙土地
在马德里海明威除了同玛萨有来往外，同其他外国记者的来往主要有赫伯特马修斯和赛弗顿迪尔默。这两人在马德里的时间都比海明威久。迪尔默在七月内战爆发时就来了；马修斯却是十一月份来的。马修斯个子又高又瘦，态度拘谨严肃，瘦削的脸上没有多少表情。一看到他，海明威就想起另一个人——沙沃纳罗拉。迪尔默，外号汤姆，三十刚出头。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毕业生。身高大约六呎，体重二百二十二磅。在海明威看来，迪尔默大概当过“英国的红衣主教”。比起他的同伴马修斯来，在关于共产党人左右共和国命运方面的热情就更低了。他也不完全象马修斯那样对生活充满信心，认为几个月来，生活在被围困着的马德里城，作为一位新闻记者，他感到非常满意。总比整天坐在巴黎办公桌旁没完没了的抄写好得多。但海明威的看法比马修斯还要好。他在弗罗里达旅店住了两个星期之后，产生了一种人力所不能控制的自由感觉，仿佛他既没有妻子也没有小孩，没有家庭、船只、家里各种用具和其他物品。
四月间，他一心扑在制作电影文献纪录片上。这部片子准备取名为《西班牙土地》。他常常同制片主任佐罗斯·伊凡斯和不爱讲话的摄影师约翰弗诺在一起。伊凡斯中等身材，身体结实，一头浓密的赤棕色头发。有点象个左派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共产党人。他开始对海明威施加影响，充当他的政治指导员，并设法使人相信，他的朋友最终将成为集体运动中一个真正的成员。
制作电影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他们跟随在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的坦克和步兵通过塔朱纳·摩拉塔地带的丘陵地带时，从大山那边吹刮过来的风卷起地上的灰尘，散落在他们身上，眼睑和鼻子内外。使摄影机的玻璃镜头蒙上厚厚一层灰。九日晚上海明威一直狂饮到深夜。接着张开眼睛躺在床上，连续几个小时倾听着反对派炮轰忠于共和政府派在卡拉宾塞尔附近的阵地。清晨六点刚过，伊凡斯就来敲他的门，建议立即出去开始工作。据可靠消息说，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将向驻守在马德里以西及以北卡沙大山岭对面的反对派阵地发动攻势。于是他们两人加上美联社记者汉克戈雷尔和摄影师弗诺，来不及吃早饭就出发了。反对派的大炮不断地轰击皇家狩猎山林小屋附近的林地。不一会，他们一行发现他们往山下走得太远了，将看不见两军交战的情况。于是又倒抄回去，重新爬上山坡，气吁吁，汗流浃背，最后来到树林东端一处高地上。这个地方十分适中，两军对峙，交战情况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看到一队步兵正沿着与对面山坡成直角的一条壕沟前进。三架忠于共和政府派的轰炸机正向反对派的地面防御工事轮番轰炸。炸弹落地开花，掀起了巨大的火烟柱，遮住了他们的视线，看不到对面山脊上的情况。海明威和他的同伴显然暴露了目标，敌人的狙击手立即向他们开火。弗诺立刻匍匐前进寻找一个可以存放摄影器材的安全地方。后来他选了一处在几间山间住屋前面的一个水泥平台。从那里朝下望，山谷西边很宽很长的地带一目了然。这里的房子由于几个月来炮火的轰击，已经伤痕累累，残缺不全。不过有间房子的顶楼还安然无恙。他们便凭借这有利地势开始工作。海明威给这个地方起个名称，叫“故园”。这时他突然想起他的祖父安德森在比奥克派克大街那幢自己的房子。他们用破布蒙在摄影机上伪装起来。整个下午用来观察、拍摄战场上的动态。由于地势相隔太远，拍摄的效果不理想。海明威后来描述当时的情况说，“我们离目标大约有一千码远。坦克车看起来象泥色小甲虫在树林里瞎冲乱跑，不时射出一道道火光。跟在坦克后面的步兵象玩具人，时而平卧在地上，时而向前爬行，时而奔跑……随着坦克向前推进，漫山遍野都有他们的人。”
黄昏时候，他们把大型摄影机抬下楼去，拆除三角架，分作三节。每次扛一节迅速穿过这幢房子的危险过道，躲在一堵石墙背后。当他们来到空空荡荡，铺着鹅卵石的广场的时候，一架德国单翼飞机正在轰炸附近的忠于共和政府派军事阵地。飞机一下子朝他们飞过来，他们慌忙猫着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