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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只是改名换姓而已。读者读后感到作者脸上戴着一个假面具……可以想象到这个人一定沉默寡言达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一定十分拘谨，死心眼，疲惫不堪，失意落魄，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卡斯金还写道，海明威那毫无表情的笑容说明了他内心充满了可怕的矛盾，精神上或心理上的失调，使他频于毁灭。在文章的结尾卡斯金用了一句醒目的概括语：“一个健康的身体上长着一个不健康的脑袋。”
海明威前不久写的那本书在《斯克里希纳》杂志上分期连载。他在书中极力想向读者说明一点，对于世上一切邪恶的威胁，包括死亡在内，他早就加以藐视，丝毫不感到可怕。他说：“我曾在战场上被枪炮打伤，走不动。别人把我抬走。我随时随地作好准备让生命离开我。我，说实在的，对死亡已感到无所谓了。”至于他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和民主的享受，这在他年轻的时候已完全做到了。他再也不去当兵了，他下定决心自己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把昔日在军队中那热烈、友爱的同志之情换成今天的孤芳自赏——从写作中寻求欢乐。
尽管他把自己囿于写作这个孤独的小天地里，海明威仍希望别国的读者能了解他。他对卡斯金说：“有人这样威胁说，如果你不参加共产党，或没有马克思的观点，你就不可能交结朋友，你就会感到孤立。这些人似乎认为，孤独十分可怕，不结交朋友就活不成……我现在还不会加入共产党，因为我想自由自在的生活，不受任何约束。首先我要自己照料自己，一心干我要做的工作。其次我要照料家庭。再其次我要帮助周围邻居。但对于政府我绝对不予关心。政府，对我来说，总是意味着不合理地语言……我对它丝毫没有感情。”
海明威续继写道：“作家就象吉卜赛人，处在社会生活的外围……如果你是一个好作家，你就不会喜欢统治你的那个政府，甚至你会起来反对它……如果一个作家的天赋不好，那他就只有阶级的意识，而缺乏艺术的意识。如果他的天赋很高，那他的艺术才能就会为各阶级所接受。他从他们那里吸取创作的素材，他所创造出来的作品便成为他们共同的财富……真正好的艺术品是不朽的，不管它的政治色彩如何。”
当海明威获悉他的作品在苏联很受欢迎时，他既高兴又自负。他写信告诉伯金斯，他的作品在苏联的销售量大大超过德莱赛、多斯帕索斯、辛克莱·路易斯和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海明威说，他的小说《下午的死亡》在苏联读者中轰动一时。这个事实说明，人们喜爱一个作家的作品，不是看他的政治观点如何，因为他本人和他的政治观点并没有改变。海明威认为在这方面，经济和创作有相似之处。他们（一些无名的普通敌人）现在利用宗教取代经济，来毒害人们的思想。这就给某些批评家有可趁之机，使之有理由排斥，指责海明威的作品。但是只要一个作家能够写而且愿意写，并且写出好作品来，任何批评和指摘都无损他一根毫毛。当然，写不出好作品来又当别论。海明威的作品在苏联如此受欢迎，也说明了一个事实：“这些人”现在暂时不会加害于他。他自己认为，他不但可以继续写下去，而且越写能力越强，因为他总在不断地学习，吸取新的营养。
两个星期之后，即八月份最后一天的傍晚，天气十分闷热，海明威手里端着一杯冷饮来到后厅，坐在椅子里看晚报。当他打开报纸开始看的时候，一个醒目标题映入眼帘。这就真正使他感到烦闷不安。原来报上报导巴哈马斯的热带飓风即将袭击本地区。他一直耽心袭击“彼拉”号的飓风终于来临了。他连忙走进屋里去查对九月份飓风活动周期表。根据提供的资料，自从一九○○年以来在该地区发生了四十次强飓风，清楚地注明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按照表上提供的情况，他估计，飓风最早也要到星期一中午才能抵达凯威斯特岛，也就是说，他大约还有三十九个小时去做好一切防护准备工作。
海明威首先关心的是他的小船“彼拉”号。他几乎用整个星期天的时间来做防护小船的安全工作。港口的工作人员不同意把他的船拖到里面来，因为在他前面已经有许多船了。
于是他花了五十二元从汤普森的五金商店买了新的粗大绳索，把他的小船停靠在潜艇基地一处他认为最安全的地方，用绳索栓牢。九月二日星期一那天，他把放在花园里的木器用具和小孩的玩具，全部搬到房里去；还把房里所有的窗户上方的绿色圆形百叶窗用钉子钉死。这个镇上所有的人家都这么做。人们升起了许多上面画有黑色方格的红旗作为一种警告的信号。红旗在强风中猛烈地扯动着，发出啪啪的响声，仿佛有人在打手枪。温度计上的标度不断地向下降，海明威开着车子又来到停靠小船的地方。他用帆布将绳索全扎起来以免遭受磨损。他想，除非飓风从西南方向直接吹向潜艇基地的出口处，他的小船是可以确保无恙的。他和许多人一起守候在气象局门口等候消息，一直到晚上十点钟。最后的消息表明情况不妙，于是他返回家去睡了两个钟头的觉，他的汽车就停在街边上，因为他对那个摇摇欲堕的停车房有点不放心。到了半夜，突然狂风怒吼，下起了倾盆大雨，放在他床头边上的温度计的读数是华氏29．55而且还在继续下降。他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慌忙穿上衣服，走出门来，三脚两步跳上汽车准备开走。不料马达出了故障，起不动。于是，他下车小跑起来。他跨过被风吹倒横在马路上的街边大树、电线和高大的棕榈树，好不容易才跑到停靠船的地方。他手上的电筒因电池被雨水淋湿已不亮了。眼前一片漆黑，他心急如焚。心想，要是小船被风刮走了，他再也没有能力买船了。然而谢天谢地，他那心爱的“彼拉”号还在。那小船正象一片细小的叶子在那泛着白沫澎湃汹涌的水面上疯狂地颠簸抖动着。深夜二点，狂风朝西方向吹刮。从四点开始温度计的读数保持不变。到了五点，他猜想最严重的时刻已经过去。天正蒙蒙亮，便大踏步走回家。他家门口马路边一棵大树被风刮倒了，横在人行道上。他朝自家的院子里一望，空空荡荡的有一种陌生感。原来前院的那棵热带常青树也被大风吹倒了。来到房里，他连忙剥下衣服，把水拧干，喝了两大杯威士忌，往床上一倒，登时呼噜噜地睡着了。
过了好大一会，他做了个恶梦。这次暴风雨只袭击凯威斯特岛。狂风在凯拉哥猛刮。弗罗里达半岛上遍地是被飓风卷起吹倒的红树。而埃斯拉摩拉达和上下马特坎布基首当其冲。除了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外，大约有一千名在建设营里工作的退伍老战士遭受暴风雨袭击被水淹死。
海明威急于到遭受暴风雨洗劫的地区去看看。他想，如果有幸存者；他们一定急需要食品和饮用水。他雇请一位舵工和一个机械师一起开船到受灾地区去。船离开凯威斯特码头向海面驶去，这时海上风浪还很大。虽然离开海岸很远了，海面上仍可看到漂浮着的破碎的椽木家具之类的东西。沿海的礁石已无法辨认，即便是有经验的舵工索德斯也认不出来。海滩上停着一条被暴风雨毁坏了的船。在马特坎布下方有一座八十五尺高的塔被风刮倒了，那形状仿佛是被一双无形的巨手所扭坏，丢弃在一旁。他们登上岸时，索德斯看到好几台自动售货机半埋在沙地里。他开始在机器旁边用手挖，不一会，他手里捧着一些硬币，笑容满面地走回来。
厄内斯特对他的同行者说，这个地区除了令人畏惧的夏季外，再没有其他的季节了。岛上一片荒凉景象，就象才被洪水冲刷过的枯干的河床一样。接着他们看到了死人的尸体。在两码头之间的水区里漂浮的尸体中，厄内斯特认出一具是佐罗沃的。此人是海明威小说《哈里摩根》里的主人公之一。铁轨和路基被洪水冲坏了。那些退伍的老战士当时住在铁路后面的房屋里，现在尸首横躺在地上的红树之间。尸体被水泡漫后发肿，他们身上穿的衣裤显得太小了，随时都可能被炸裂开来。厄内斯特写信告诉伯金斯，那天他在现场所看到的死亡人数之多，大大超过一九一八年夏天他见过的。他猜测他们当时大概死死地抓住栏杆不放，直到后来巨浪把他们冲到红树林里去。那些老战士的死还可以说是意料中的。最使人触目惊心的是